史哲涵韵续文脉 出将入相铸华章
——专访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原副总经理于殿利
人物简介
于殿利，历史学博士，编审，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和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中共十八大代表，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浙江外国语学院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业界导师。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和“韬奋出版奖”，长期致力于历史学和出版文化研究，出版《巴比伦法的人本观——一个关于人本主义思想起源的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出版是什么》《出版的维度与跨度》《阅读是一种责任》等著作、译作十余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发表文章150余篇。
01
主编：怀揣“与书相伴一生”职业理想，您于三十多年前入职商务印书馆，从历史编辑到发行部主任，再到分管经营管理工作的副总经理，您是如何结缘于出版行业，又是如何实现不同身份成功转换的？
于殿利：跟出版结缘，其实还是源于喜欢书、喜欢读书。我是20世纪60 年代生人，所以特别能理解“如饥似渴”这个词，看到书或者带字的纸片都想读下去。媒体采访时我常说，家里糊墙的报纸，顺着缝都要看完，反复读。高中时我是历史课代表，就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师大的历史专业在全国有名，我也算误打误撞“进了名门”。高考时想学图书馆专业，为的是毕业后在图书馆工作，天天与书为伴，觉得这样一辈子都快乐。没有学上图书馆专业，毕业后自然就放弃了去图书馆工作的念头，但与书为伴的理想不能放弃，觉得出版社不错，当编辑能在书出版前先看到，挺好的。我跟一个同门师弟，当时为了去出版社，在北京一个大出版社的门市部看书，留下点感官印象。
后来有机会去了商务印书馆当历史编辑，做了七年半。之后改革，新领导有了新理念，强调经营管理干部要知识化、年轻化，有领导推荐了我，让我做发行部副主任（主持工作）。我考虑了一年半，导师刘家和先生鼓励我，说有个好榜样，就是菊生（张元济）先生，他是一流学者，也是一流出版家，商务印书馆的辉煌和他的学识、经营管理都有关。导师还对我提出 “出将入相” 的要求，就是文武都要学，既要做一流学者，又要做好经营管理。
刚到商务时，导师要求我做一流编辑，同时做一流学者，说做不了一流学者也做不了一流编辑。后来到发行部做经营管理，先生又提“出将入相”，说商场如战场，发行部的经营管理也要当学问做，不然做不到最好。我到发行部后，明确要把发行当学问研究。当时正好赶上新闻出版署与对外经贸大学合办工商管理培训班，周末上课，我就报名参加了。我去学的时候，当时的领导问我是不是被抓差了，我说自愿的，经营管理有规律，不学的话做不到最好。有个趣事，上课时，有位老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没开课就点我名字，问我是不是商务印书馆的，是不是博士，为什么来学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说没见过往下学的。我告诉老师，我不是来拿学位的，是来学知识的，原来在编辑部当编辑，现在到发行部门，卖书也有学问，光靠历史学博士的知识还不够，我的理念是把发行、营销当学问做。
这段学习经历对我帮助很大，我和在我之前参加对外经贸大学学习的另一位副主任在发行部建立起良好的学习氛围，鼓励发行部的员工积极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用学到的理论指导发行工作。我是出版行业里第一个做发行的博士，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也获得了在各种场合发言的机会，由于“学究气”和讲学理，凭借讲营销、经营和管理的道理，得到大家认可，多少也算能为发行争取到一些话语权。在发行部做了五年主任后，因为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优势，有机会当副总经理。 我当副总经理后，不只是管发行、营销了，同时开始分管出版，像纸张、材料、印制、排版这些，由此，编辑、发行、出版全产业链我都有了实践经验。
2005年，新闻出版总署和哈佛商学院合作，在全国出版行业社领导中选拔人员到哈佛商学院攻读高级管理课程（AMP）。AMP仅招收世界 500 强企业的高管，中国的新闻出版行业并没有进入世界 500 强的企业，但因为有新闻出版总署与哈佛商学院的合作，我才获得了这个宝贵的学习机会。我通过英语面试，顺利进入哈佛商学院学习。
这一学习经历对我后来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帮助特别大。之前对外经贸大学的工商管理课程为我打下了品牌、战略、营销、领导力、人力资源管理和财务管理等基础，AMP则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老师都是世界顶尖的，有的还是知名公司现任高管。同时，案例教学都是哈佛自主研发的，覆盖世界著名企业，尽可能涉及所有产业，体现企业成长、辉煌到衰落各阶段的问题，让我有 “一览众山小” 的感觉，知道企业不同阶段的问题性质和解决办法，做到在经营管理中心里有数。
02
主编：作为商务印书馆资深掌舵人，您认为企业管理最重要的是什么？该如何守正创新地践行“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理念？
于殿利：2009年12月，我开始主持工作，2010年5月正式上任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总经理。与通常先抓经营管理或内容建设的思路不同，我首先抓的是企业文化建设，提出文化就是生产力，商务的百年辉煌靠的是文化，延续更多的百年依然要靠文化。我以《文化决定高度》为题做了几场讲座，既有世界著名企业的案例，也有我结合历史学对文化和企业文化的理解。人无文化无以为立，企无文化无以为继。当时媒体报道过，标题是《让文化把商务带到新高度》，文化包括企业使命或企业宗旨、核心价值观、核心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等。
商务的先贤留下“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八个字的立馆之本，我们将其明确为商务印书馆的使命，使命就是企业存在的根本理由。商务创立时，科举还没废除，北京大学等高校也还没创立，现代教育体系没形成，民智未开，所以 “昌明教育，开启民智” 是教育救国理念的践行。这个使命今天还有意义，因为出版本身就是教育，和教育是一体两面，是孪生子，出版为教育而生，教育离不开出版。“开启民智”是永远在路上的，因为对知识、思想、观念、技术、道德等的要求，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标准，民智的开与未开永远是相对的。然而，这个使命虽不过时，但在这个时代，为了让其更具针对性，我们可以将其转化成新时代的企业宗旨：服务教育、引领学术、担当文化、激动潮流。这代表四个层面，即教育、学术、文化和社会。
先贤评价“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引领时代，奠基学术”，我们现在不能退步。学术需要引领，历来的大型出版工程都是出版人设计或参与设计的，出版人有熟悉时代、社会和市场需求的优势，可以设置课题组织专家创作，这就是引领。担当文化，体现在出版很多“赔钱书”，这类书虽然当时赔钱，但是要么具有文化积累和传承价值，要么符合国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时代之需。从纯粹长久的市场来看，其赚钱的期待在未来，这是辩证法。比如有一本小语种工具书，在中国使用者不到 100 人，适逢中阿建交60周年，我们按国礼标准制作，送给阿富汗总统。我跟编辑部门说，赔钱记在我头上，不纳入部门考核，获得的社会效益计入你们部门的考核业绩，这就是担当文化。激动潮流，是激动社会潮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 35 周年时，我应邀作为业界代表发言，题目是《用思想推动社会进步》，这就是我理解的出版的功能价值，获得了出版同仁和专家学者的认同。出版不断以传播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思想推动社会变革，社会在变革中不断进步。在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年之际，我们提炼出了商务精神：始终把自身事业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博采中外、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03
主编：您认为该如何把握出版、文化、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在于什么？
于殿利：十几年前我便开始提出“没有出版就没有文化”这一观点，近年来出版行业这样的声音开始多起来。我提出这一观点至少包含三重逻辑。
首先，从感性或可感知的角度讲，出版物是最初始的文化产品，是其他文化产品的源头。2011年，我随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赴美国考察，在考察美国文化产业过程中，我最深刻的感受是：出版物是最基础、最初始的文化产品。比如，迪士尼从米老鼠、唐老鸭的漫画起步，发展为如今的传媒帝国；美国其他文化产业，包括好莱坞电影等，均以图书、报刊的内容为基础，据此进行适配自身媒体形式的创作；其他如戏剧等艺术形式，其作品内容往往也源自图书、报刊。因此，我认为出版是所有文化产品及文化产业的初始发源地，并进而提出“没有出版就没有文化”这一观点。
其次，这一观点还有更深层的逻辑。图书是记录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重要方式和重要载体，人类的物质文明创造和精神文化创造最终都以文字阐释、解读和记录的形式汇集在出版物中。文明若脱离出版物便无从寻觅，人类若脱离出版物也无从学习和传承文化。对于出版物出现之前的前文字时期的文物，如不借助文字也无法科学解读，甚至难称“文物”。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文字至关重要，没有文字，人类文明几乎归零。出版便是文字的艺术，这里的“文字”涵盖图片等各类符号。同时，出版物也是一种文化形式和文化创造，兼具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双重属性，我曾发表过两篇相关文章，重点论述出版“创造文化”的价值功能。纵观人类文明史和出版史，出版物对于任何民族和国家而言，都具有鲜明的文化标志和符号价值，不仅在于其传播的内容等内在文化特征，还在于材料、装帧形式、封面艺术及插图艺术等外在文化特征。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逻辑是，没有出版强国，就没有文化强国；没有文化强国，就没有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核心与根本是人的现代化。文化强国其核心在于“强”什么？可以强经济、强科技和强军事等，在我看来，从根上说，强的是“人”。人在生产力要素中居于核心地位，不培养自己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不激发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科技自主创新和企业经营创新便会沦为空话。我为什么要强调企业家，因为现代经济学认为，企业家是科技创新的关键，没有企业家在经济生产领域对科技的大胆甚至冒险运用，科技创新就会失去动力，产品创新也会失去科技的助力。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指用现代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思想观念及现代道德武装每个人，使人成为现代的生产力。而人的现代化，其核心推动力量仍是出版。脱离出版和出版物，脱离教育和阅读，人的现代化便无从实现。因此，人的现代化，根本在于出版、教育和阅读。今天的数字技术为出版和阅读创造了更广阔的天地。
因此，在新时代，出版人必须肩负起时代的重任，为出版强国建设、文化强国建设和现代化国家建设贡献力量。传统观念认为，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的，它曾在一个时代激发起编辑们的无私奉献精神、职业归属感和自豪感，而在新的文化创造时代，则应倡导编辑的创造精神，激发他们内容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传播创新等融合发展的创造动力和能力，以新时代的文化创造精神唤回编辑的职业归属感和自豪感。
多年的学习和工作让我认识到，无论从事何种工作，若不将其作为学问来研究，便注定无法走得长远。认知与理念的高度，决定了产业与企业所能达到的高度。因此，思想引领、学术领航始终是关键，缺乏思想与学术的根基，任何事业都难以行稳致远。思想与学理是智慧的源泉，智慧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源于两方面：勤实践才能见多识广，在复杂中洞悉事物关系；探学理才能明辨是非，在纷乱中发现事物本质。这两者是坚定信念和把握方向的关键。
04
主编：学术出版是商务印书馆的金字招牌，亦是您扎根出版实践的重点领域。您如何看待学术出版？而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学术出版何为？
于殿利：要真正看清事物，就必须突破或超越事物本身，从更高的维度去审视。事物都是立体的存在，平视时往往不易看清，而从高处俯瞰，便可多维度清晰呈现。看待学术出版也是如此，不仅要超越学术本身，还要超越出版本身，去理解学术出版的本质。我认为，所有企业和产业本质上都是服务于社会，即满足和解决社会的问题、矛盾，这就是“需求”。“需求”在汉语中难以体现其另一面含义，从英语来看，“需求”（want 或 shortage）意味着 “缺少”，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供应不足。所有企业都以自身产品和方式满足这种 “缺少”，产业作为企业的集合，亦是如此。出版及其中的学术出版，同样是为了满足社会的 “缺少”。那么，在文化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学术出版应朝哪些方向发展，取决于我们对时代“缺少”的认识和理解。
学术出版与其他出版不同，它是学术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反映着一国的科学研究状况，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的高度，学术文化建设最终体现为国际话语权建设。现代科学和现代化源自西方，西方因此掌握了绝对话语权：自然科学依赖西方字母体系建构和传播，其逻辑建构形成了科学和学科，体现着西方的自然观和宇宙观；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如文、史、哲、政、经、法）也源自西方，体现西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由此，西方人将其思维体系、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以学科的形式植入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非西方人的认知中，导致非西方者在话语权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
我们科技创新能力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代科学的 “智力游戏规则” 由西方设定，在其规则下竞争，创新先天受限。大学教育不能仅停留在教授所谓的科学知识层面，还要教授现代科学知识的本质和来源，教授其优点和不足，最重要的是要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掌握和运用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科学方法，以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和独特的思维，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实践为基础，建构中国独特的自主知识体系。例如，东方文化对宇宙、自然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虽未发展成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学科，却有其独特价值，中医和中药学便是典型例子。中医是我国的国粹，其科学性毋庸置疑，但常遭西方否定或打压，这正是话语权之争的体现，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核心要义——建设体现中国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学术体系。由此涉及学术出版的方向：专业学术出版和大众科普出版，前者的追求是专业学术文化建设，体现文化建设的高度；后者的追求是大众学术文化建设，体现文化建设的基准或水平，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新时代学术出版不能忽视科普出版，科普出版拥有两个使命：一是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培养和树立运用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科学手段解决问题的科学意识，进而提高国家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二是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兴趣，这是培养科学家的基础，是科学创新的始基。教育应以培养科学兴趣、传播科学知识、树立创新意识为导向，提升运用科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前科学阅读的市场还有较大上升空间，这对学术出版而言，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05
主编：主题出版在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亦是中国特色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题出版对商务印书馆来说算新鲜事物，您对此有何见解？您认为主题出版未来该如何实现创新发展？
于殿利：今年上半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以主题出版创新品牌价值》，这是以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品牌和近年实践为基础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主题出版原来的定位是：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作和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等集中开展的重大出版活动。商务的品牌核心一直是翻译外国学术名著、出版汉语和外语工具书，与主题出版的关联度较弱，既没有相关作者资源，也没有产品积累，编辑也缺乏相关知识储备和工作经验，所以大家不知道怎么做。凡事必须从认识上寻找突破口：其一，从国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时代之需来看，主题出版是新时代出版工作最重要的文化建设任务之一，是出版人的职责所在；其二，品牌也要不断融入时代之中，反映时代精神，不然再好的品牌也会逐渐暗淡；其三，主题出版恰恰最能反映时代需求和时代精神，所以必须把主题出版与品牌创新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是考量我们智慧的时候。主题出版如何与品牌巧妙结合，关键在于创新性地理解主题出版，这就要寻求学术和学理的支持。我撰写了“出版的本质与主题出版的逻辑”系列三篇文章，力图从学理上阐释我的新认知。学历史的出身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纵观人类的历史，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都是围绕解决社会问题和攻克社会难题而进行的，作为知识生产活动的出版自然也不例外。换句话说，出版活动也是围绕解决社会问题和攻克社会难题而展开的。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主题，没有人能脱离时代和社会生存，所有生产、生活、活动都围绕时代和社会主题展开，这是基本认知。所以我说，一切出版都是主题出版，这就是主题出版的历史和社会逻辑。这个认知极大地解放了主题出版的生产力，凡是符合国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时代之需的出版都可以成为主题出版。主题出版是中国出版的发现，是中国出版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人类社会的出版都有其 “主题”，但没有人提出这个概念，中国出版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是因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对出版活动和文化建设提出了时代的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走在了前面，文化建设必须紧紧跟上，学术和理论建设甚至还要超越实践，以达到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由此，我产生一个新想法：国际化是主题出版的必然要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主要是面向国际；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也一定是展示今天的中国形象，讲述中国人民当下的生产生活。今天传播传统文化是为了告诉世界，中国是有文化底蕴的现代化国家，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基因和血脉，滋养着今天的现代化，但重点还是讲好今天的故事，这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要义。主题出版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最好方式和方法，主题出版的内容与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相契合，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讲好中国人民现代生产生活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现代化道路上奋进的故事，这就是主题出版的内容。
再者，主题出版要助力构建中国独特的话语体系，而出版在构建话语能力和话语体系方面是有着先天优势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有的成果最终都凝聚在出版物中，而出版物在国际流通和传播方面、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价值和作用，早已被人类历史发展所反复证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我们对主题出版的认识也要随之而发展，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主题出版要与品牌创新相结合，要坚定地走市场化之路，大众化和数字化是市场化的重要路径；要坚定地走国际化之路，要让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和文化建设最终通过主题出版实现最大的国际传播，获得最大的国际话语权。
把主题出版纳入国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时代之需的文化建设轨道，并与市场之需的商品经济完美结合，让主题出版成为企业品牌创新的驱动力，成为企业品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竞争力，主题出版的道路必定会越走越宽。
06
主编：面对AI强势崛起，编辑转型已迫在眉睫。除了出版业一直在倡导与坚守的学者型编辑理念，您认为新形势下的编辑还应扮演什么角色？
于殿利：近些年，我观察到编辑的压力很大，主要是完成任务和背负经济指标的压力较大，导致自身积累和学习的时间被挤压，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常说的学者型编辑，核心在于“学者”，从古代起就是如此：中国最早的编辑可以追溯到孔圣人，而这样的编辑本身就是学者。到了现代，出版的兴起也源于学者、科学家、文学家、诗人——没有现成的印刷机构，他们便自己印刷作品，所以他们既是编辑也是出版人。从古代出版到现代出版，编辑本质上就是学者、科学家、文学家或诗人，而不是什么“型”的。如今我们提倡学者型编辑，已在学者编辑基础上加了一个“型”，其实已是退而求其次，但即便如此，对编辑的要求和挑战依然很大。
在行业培训中，我近两年有一门课，叫“理论素养——通往大编辑之路”，专门讲编辑的理论素养。做任何事，若不能弄清楚其背后的学问和原理，就无法做到一流；要做到一流，必须懂得原理，也就是“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这就是理论素养。但现在，我们往往只知道过程和表面现象，这只是一般工匠的水平，亚里士多德说，要上升到艺术家或大师的水平，必须懂原理。只有懂原理，才能传授经验，这就是传承，出版和编辑的技艺需要传承。是否具有理论素养，是未来能否出大出版家和编辑家的前提条件。那些在文化史、科学史上留名的出版家，乃至革命家，本质上都是理论家。
除此之外，在数字时代，编辑还必须成为“科技型编辑”。当下，数字技术与出版的关系，已不再是简单的手段与工具的关系。此前，科技对出版而言都只是工具，为产业提供新的生产力，这一点与其他产业（比如汽车流水线生产等）并无不同，没有复制就没有商品生产。但现在的数字技术，尤其是 AI，不仅能复制内容，更能创造新内容，技术本身就是内容。有时脱离其技术，内容便不再是那个内容。出版部门无法再像传统出版那样帮编辑处理技术问题，因为技术直接参与内容。需要强调的是，编辑虽然不必发明技术，但必须懂技术原理，知道哪些技术能够创造新价值，再让技术人员配合，否则就只能局限于传统纸书。因此，“科技型编辑”是时代需求。
同时，编辑还需扮演经理人角色，成为“经理型编辑”，这一理念多年来未得到足够重视。每本书都是一个产品，每个编辑都是经理人。在数字时代，编辑工作不再仅仅是编书，而是要经营内容——利用现有技术手段，以多种产品形态、流通和传播方式，实现内容价值和市场效益的最大化。否则，我们就还是传统出版产业，而非内容产业。现在的发展趋势是，出版需突破传统边界，与文化、教育、文旅、演艺等所有需要内容的领域相融合。出版是内容的源头，如今要发挥这一优势，让内容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编辑最懂内容，这件事只有编辑能做。编辑向“内容经理人”转型，关乎融合发展——出版要走出小核心圈，进入大的文化产业或内容产业圈。当前，出版产业的销售和利润正因其他产业的挤压而被稀释，要夺回份额，必须主动进入这些领域，掌握主动权，解决“流血失血”问题，甚至实现更大发展。这也符合商品经济规律：谁在某方面有优势，就把这方面做好，再进行合作。我们擅长做内容，就把内容做好，根据合作方（如平台）的需求调整、转型，进而提升内容价值。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产权尤为重要。没有知识产权，就没有对外经营内容的资格。因此，编辑还需有知识产权意识：一方面要与作者据理力争，另一方面要多创造自主知识产权内容，这也是编辑要成为新型“内容经理人”的原因。
07
主编：刚才您谈了几种类型的编辑，而编辑的培养离不开素养培育与学科建设，您认为它们在当前发展中存在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
于殿利：编辑素养问题，是一个较宽泛的问题，仅就专业素养而言，包括出版专业素养和学科专业素养，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离开学科专业素养，只懂得出版规范和技术应用，无法成为懂内容的好编辑；反之，只具备学科专业素养，而不懂出版规范和技术应用，同样做不出像样的好书。我想强调的是，历史纵深和哲学思维是好编辑应该具有的素养。历史纵深需要学习文明史和出版史，哲学思维需要学习哲学和逻辑学，前者既属于出版专业素养，也属于学科专业素养，后者则只属于学科专业素养。任何学问都离不开事实，我们研究的一切都以事实为依据，既定的事实就是历史。从出版学科的角度看，需要学习的历史可进行分类：一是人类文明史，即人类文明活动的痕迹。人类文明离不开出版，文明史深深打上了出版的烙印，甚至可以说被出版形塑。因此，学习人类文明史，实则是了解出版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历程与作用。二是出版史，这与文明史不同。出版史聚焦出版自身的操作规范，涉及材料、技术、内容等，关注作者创作作品的背景和过程，关注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与人类文明史中出版留下的痕迹视角不同。若进一步细分，还可从中分出中国文明史和中国出版史。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传统出版物形态与西方有别，即便现代出版有共性，也因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只有从人类视角理解中国文明史和中国出版史，再从中国视角理解世界文明史和世界出版史，才能全面理解人类文明与出版。从世界看中国会有新发现，而中国出版史的研究成果又会反哺人类文明史和出版史，展现多样性与贡献中国独特的智慧。
任何学问都必须上升为理论，只有理论才是最高级的学问，哲学就是理论之学，是从具体到一般、从现象到抽象的理论之学。海德格尔认为事实并不自动显示真理，伽德默尔则认为所有事实都有意义和价值，无意义和价值的不是事实。荀子也提到，事物之间存在相互遮蔽（如黑与白、阴与阳等）的现象，需通过认识工具和方法（即理论、哲学、逻辑）去除遮蔽，揭示真理，显现意义和价值，这样才能看清本质，触及真理内核。因此，编辑的学科素养和出版学科建设，离不开哲学和逻辑学教育。
出版学科建设应该把出版理论建设置于首要位置，而出版理论建设离不开历史与哲学，没有文明史、出版史作为根基，出版学便成了无源之水；缺乏哲学思维与方法，便无法从具体中抽象出一般规律。出版研究和编辑工作中“就事论事”的情况较多，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级的学问是理论——能从具体抽象出一般，将事实上升为原理，这样的学问才对他人有借鉴和指引意义。否则，仅停留在“一事一议”，便无法形成普遍指导价值。因此，出版需将具体“事”融入历史事实与文明事实，再以哲学思维抽象出普遍规律。
当前出版学科建设的问题在于：产业界人士侧重具体事务，学理性知识储备不足；学界人士缺乏实践，常空谈理论，甚至研究已成为常识的内容。这两块短板制约着学科发展。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要加强二者结合，但现状是：学生仅通过产业界老师授课接受“实践教育”，而非亲身参与实践，这并非真正的实践；出版行业的编辑、管理者则忙于事务，少有时间读书、研究，能写文章的更是少数。
08
主编：您在今年提出了对出版经济展开学术研究的设想与必要性，您如何看待这一研究领域？它与数字经济的区别是什么，如何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
于殿利：关于出版经济，我的一贯学术观点是：商品经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方式和根本动力，这是因为商品经济最符合人类社会伦理，核心在于“发现需求与满足需求”，而这正是人类所有伟大创造的根本动力源泉。没有需求，人类的创造力就会失去动能，如同机器没有发动机。需求本质上是 “缺少”，也就是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足，而这正是创造的起点。
具体到出版，其本质是知识产品的生产、流通与传播，满足的是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因此，出版的产业性决定了它必须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我们强调出版的文化性，并非否定其经济性，恰恰是要通过经济方式推动文化发展。脱离商品经济，仅靠捐赠、福利等方式，文化会因缺乏内生需求而失去动力。即便免费赠送，若不是真需求，也会造成浪费，不会满足文化建设的期待。
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现代化，而真正的人的现代化，在未来将体现在 “读什么书” 和“说什么话”上，因为阅读决定认知与表达。出版的使命正是满足这种需求，推动人类进入文化时代，让人更“成为人”—— 物质只是基础手段，精神智力的发展才是核心。因此，理解出版产业，必须认识到它是以产业方式实现“以文化人”这一使命，满足这种社会需求的。
数字时代，人们获取知识与文化产品的方式、渠道乃至信息本身的构成都已不同，这就涉及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与出版经济并非同一层面或同类替换的关系，传统出版经济主要指以出版物形式销售、获取收入的模式，而数字经济则是将出版内容数字化后，融入所有产业，推动内容产业化。也就是说，数字技术为出版产业成为“真正的内容产业”提供了重要技术手段与发展路径。因此，数字经济的核心是发展内容经济，通过内容产业带动出版实现跨界和融合发展。
但目前出版界对数字经济的研究仍较为薄弱，尚未成为热点。现有研究多停留在融合发展的内容和技术等层面，而在经济层面涉及较少，未能深入探索内容与技术结合产生新的经济形态、经济来源和经济结构，以及转化成多种经济效益等。要发展数字经济，需遵循经济规律与法律规范，当前面临的难题较多，最基础的是数字经营权问题。过去我们谈数字传播权，如今在数字经济语境下，数字经营权才是核心，是否拥有这一权利，是基础性问题。更深层的是 AI 带来的著作权挑战：AI 生成的作品是否受社会认可，其权威性、科学性如何界定？AI 创作者（非发明者）是否对其拥有著作权？反过来，AI 公司能否以软件著作权为由向使用方甚至内容提供方主张权利，这些问题极为复杂。这些难题的解决，既需要学术研究，更依赖法律建设。法律是商品经济的重要保障，任何产业脱离法律保护都会陷入混乱。当前数字经济面临的关键法律问题，核心在于著作权的细化界定，而这有赖于学术研究的深入。
未来出版业的发展机遇，核心就在于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出版产业向外融合，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将出版产业发展成内容产业，真正形成完整的内容产业链。唯有如此，才能改变当前出版产业被疏解、分流、“流血”的局面，把分散的资源重新整合起来。如今的出版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出版，未来的出版更将与之不同——若没有这样的认知，就只能陷入被动；只有建立起数字经济和内容产业的认知，才能将所有分散的资源如汇入容器般被整合和收集起来。（访谈设计：龙杰 刘佳；执笔：马伊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