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冯国祥于 1985 年在《图书编辑力浅论》中首次提出“编辑力”这一概念，此概念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丰富并被大众所熟知，成为编辑综合能力的代名词［1］。编辑力通常指的是编辑人员在出版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能力，包括且不限于对内容的策划、组织、审校、加工和优化等方面的能力。自此概念诞生以来，出版学界和业界均围绕其内涵和外延进行了诸多讨论，在原有“能力说”的基础上展开了不同向度的延展补充。一种是沿用编辑力是实践能力的观点，并将其各个环节具象化、实体化、对象化，与具体的出版工作相结合［2］；另一种则是将其认定为抽象概念，讨论编辑主体对以文本为中心的编辑客体的作用和影响［3］。

通过概念溯源不难发现，尽管“编辑力”这一概念并未在某一时期形成绝对共识，但贯穿编辑出版实践和理论的方方面面。关于“编辑力”的争论和观点交锋，实则是缘于编辑业务范围广泛，各个时期、多个环节的编辑所需的技能和侧重各有不同。波兰尼曾提出一个知识悖论，人类可以做出他们无法解释的事情，有一种隐性知识无法被显性表达，只能通过默会的经验获得。也就是说，人类对自己能力的理解和世界运行规律的考量超出了我们可表达的范围。而在出版领域，编辑力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可量化或显性表达的实践能力，还包括一种在长期实践中积累形成的隐性专业素养。

波兰尼的知识悖论提出后，已经经受住数次以技术为先导的生产力的考验，此前无论技术如何更迭，人类总有不可被其代替的知识边界。然而，2022年底以Transformer大模型为基底的ChatGPT惊艳登场，之后Perplexity、Midjourney、文心一言等众多生成式AI产品爆发式增长，创造了克服波兰尼的知识悖论的可能性，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模仿和创新能力。如果说Transformer大模型诞生之前是人本身作为主体驾驭技术，那么Transformer大模型横空出世则表征着人和技术的主客体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关系。借助人工智能，劳动资料实现对数据化劳动对象的改造，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动者，使生产力呈现新的质态。

在以精神产品为劳动对象的出版活动中，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是否从最初的辅助地位转变为技术对编辑的支配？是否对编辑生存空间造成破坏性伤害？长期沉淀在出版活动中的编辑力能否在智媒时代继续发挥关键作用？这些都引发专家和学者对编辑与技术关系的热烈讨论，对上述问题的回应不乏技术激进主义者，甚至有人提出作为出版主体的编辑将被技术取代的言论。在编辑力遭受挑战的当下，我们有必要回溯以技术为主导的生产力与编辑力交互作用的演进历程，明确编辑力的核心内涵，为再造与重构编辑力建立一个合法性的边界。

 

二、 历史演进：生态位观照下的编辑力内涵

生态位是生态学中极为重要的概念，由约翰逊于1910年首次提出，之后格林内尔系统规范了生态位的内涵和外延，将其定义为物种在生境中存活所必需的一系列生物和非生物条件，强调了物种空间分布的特点与意义［4］。数年来不同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拓展补充，生态位不仅包含生物的群落类型、生境和物理条件，还包括生物与群落及其他个体间的关系［5］。学者奥德姆曾将生物栖息地喻为“住址”，将生态位喻为“职业”［6］。生态位关注的是物种在生态系统中所占据的位置和功能作用，本质是描述和解释物种、种群之间的竞争与共存关系，目前生态位理论在多个学科被借鉴运用。

以生态学的视角观照编辑出版活动，生态位这一概念为理解编辑出版领域人与技术竞争及共存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如同每个行业和领域中都有各自的生态系统，在编辑出版领域，不同的出版社、编辑和书刊之间同样存在竞争与共存、资源选择与利用、适应与演变，以维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7］。即出版生态系统中编辑生态位也在历史的选择中沉浮变动，并与编辑力紧密相连。在以技术为主导的出版生产力的介入下，编辑生态位从传统的以人为主导转变为多元化、技术密集型的人机对话，编辑不仅需要掌握传统的编辑技能，还需要适应新技术，提升数智时代的核心编辑力。

（一）人机共在的编辑生态位

斯宾格勒认为，人类的历史可以被视作“代具性”的历史，人类通过技术手段扩展和增强自身的能力，即人自身的生物缺陷造就了技术的出场，技术是人类能力的延伸。从这个意义上看，技术属于“生物种系遗传之外的后种系”；技术并不是代替人的身体器官，而是拓展了人类身体的接触边界。

在印刷技术主导的传统出版时代，打字机、印刷机等机器主要作为提高效率和速度的物理工具，它们是人的身体的进一步延伸。此阶段的技术机器通常被视为机械性的工具，主要功能是执行简单重复的任务，以减轻人类的劳动负担。在编辑出版领域，机器被用于印刷、排版、复制等基本的生产性工作，但对于内容的创作和编辑来说，更多地依赖于人类的智慧和判断。编辑生态位较为稳定，各个细分环节有专人负责，编辑工作流程通常是线性的，每个阶段有明确的顺序。这一时期编辑的主要工作均依靠人工完成，对编辑的要求既包括经验技术也涵盖智识判断，这一时期的编辑是“杂家”亦是“专家”，编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至关重要，编辑对内容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此阶段技术工具并未真正走进出版行业，编辑力主要是对内容的筛选、编辑、排版、校对等专业技能，对专业知识有极高的要求。

（二）人机共有的编辑生态位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编辑力的范围不再局限于纸媒，而是扩展到数字平台，计算机应用的普及也使得编辑和技术的关系愈加紧密和复杂。人机共有的编辑生态位体现了技术角色的巨大转变，技术不再只是简单的机械性工具，而是成为编辑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在人机共有的编辑生态位中，技术对编辑流程的参与度不断提高，帮助编辑完成知识生产。

一方面，技术的进步极大改变了编辑的工作方式和内容形式，拓宽了编辑力涉及的领域，由原来的文本内容处理拓展到图文、音频、视频、动画等多模态内容的处理。另一方面，诸如文字处理软件、校对软件、排版软件等应用产品的出现，进一步优化了编辑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打破了人工编辑的唯一性。技术参与编辑的工作中，但其并不能够离开人类独立参与编辑活动，而是作为一种连接人与数据资源的桥梁，增强和拓展人类在编辑活动中应用技术的能力。数字时代的编辑工作进一步细分，编辑既要充分理解多元丰富的知识，又要具备运用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人机共创的编辑生态位

随着ChatGPT的诞生与推广，生成式人工智能走入了大众的视野。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不同于以往的技术应用，它具备生产和创造知识的能力，大语言模型通过算法和数据的交互优化，加速了知识的诞生与创新。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编辑的关系既是互助与共生的，又是竞争和对抗的，技术不再仅仅是辅助人类的客体，而是成为可以与编辑相提并论的讨论主体，人类编辑和机器编辑在编辑生态系统中平分秋色。

根据拉图尔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可作为网络中的行动者网络节点，与其他编辑产生直接互动，通过学习模仿掌握编辑的能力并完成内容的输出。这意味着弱人工智能时代所呈现的模型功能单一、语言理解能力有限等瓶颈已被突破，在编辑出版领域人工智能已可用主体姿态与人类对话。编辑力在前两个阶段要求的基础上，还补充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审核、指导和管理等方面的能力要求。

 

三、 理论逻辑：人机划界下编辑力的核心所在

随着人工智能和算法的进步，出版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增长，越来越多的工作者正在面临被机器取代的风险。在与技术的合作和博弈过程中，知识是帮助人类驾驭技术和抵御技术风险的重要抓手，尤其在数智时代，知识资源及认知深度深刻影响着个人或群体的发展前景。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了诸多伦理和责任问题，还重新定义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过程。因此，在编辑出版领域，对编辑力知识性的呼唤是人机生态位竞争中制胜的关键，明确知识生态中编辑的价值内核，不仅回应了数智时代重建编辑力的重要性，还是对生产力变革时期权力关系的重新判定。在复杂多变的编辑生态中，编辑力作为编辑的核心竞争力，在知识把关、价值判断及演化适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知识把关：复杂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和权力

卢因曾提出把关人理论，该理论强调了把关人的筛选对信息流动过程中的选择性传递起到的关键作用。而编辑是出版领域的重要把关人，在知识信息传播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对哪些知识信息能够通过并以何种方式呈现给受众具有重要影响。

福柯曾多次从权力的视角对知识进行讨论和批判，他认为知识不仅被权力所影响，同时也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即通过语言和符号所构建起的观点和知识，既反映了权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权力关系的再生产［8］。从知识权力的视角审视编辑作为把关人的地位和价值不难发现，编辑不仅决定了何为知识，还决定了哪些知识可以被传播。具体而言，知识本身具有直接形塑公众认知和理解的能力，并且知识作为生产性的权力参与了社会规训，潜在地影响公众的认知和价值判断。编辑作为知识的把关人，每个选择都是其行使权力的方式，在此过程中编辑还可以通过选择特定的内容和叙述方式，建构观念和信仰。正如福柯认为真理并非客观存在，而是由权力所建构的。编辑在知识把关的过程中，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话语权的塑造者，在权力关系的制约下对公众进行规训。当然，在此权力关系中编辑也可以依靠自身的价值判断，为社会提供多元化的观点和话语表达空间，这也缘于人的创造性和价值观在生产关系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

在人类社会中，编辑作为人类知识的把关人，其地位和权力至关重要。从印刷时代至今，作为以人为主体的编辑群体在技术的冲击下，仍然需要维持对知识话语权的统治，在编辑生态位的争夺中，人类必须警惕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的冲击及背后的权力竞争。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数智时代的风险在于人类过度使用人工智能和依赖人工智能可能会造成某种权力的让渡。因此，数智时代背景下编辑力的重点在于编辑对技术的审思和驾驭能力。

（二）价值判断：以人为主体的伦理责任

社会发展速度与现代化进程一直紧密相连，自工业革命后，科技所蕴含的巨大生产力让公众感受到其蓬勃发展的潜力。技术加速主义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主要力量，技术发展与美好生活相伴而生［9］。尤其在近两年内，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简称LLMs）集中出现，让全球各界看到了人工智能全新的可能性，人们对技术的追逐浪潮迎来新的顶峰。但希冀总是与危机并存，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内容理解和生产的工作中，人类不得不直面关于技术的反思与诘问：如何确保大语言模型输出的内容与人类的价值观、伦理标准和社会规范保持一致？该问题被称为人工智能价值对齐。OpenAI内部曾出现以阿尔特曼为首的技术加速主义与超级对齐主义的理念对峙，并一度引发高层变动，技术发展和价值伦理的博弈是数智时代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对编辑工作而言，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使得编辑工作更加高效、智能化，同时也对编辑的专业能力、技术素养和伦理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而言，编辑力是编辑不可被机器替代的具体能力的体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派生出人机对话的新编辑生态位，编辑力是编辑在新生态位中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通过人类反馈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简称RLHF），GPT-4 相较于先前的模型更新了额外的安全奖励信号，减少了有害信息和谬误等内容的输出，在RLHF的完善训练下，模型的安全性显著提升。尽管从技术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实用性和安全性都在不断提高，但机器不能也不会代替人类。

一方面，关于人工智能的伦理审查和监管机制并不完善。编辑作为知识生产的参与者，传统的版权法主要保护人类作者的权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创作和版权保护目前还处于真空的灰色地带，存在诸多法律问题。同时，目前也缺乏对于人工智能介入编辑工作的监督机制，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在内容生产过程中的内部机制如同一个黑箱，这导致其内容的可解释性和透明性较低，而编辑工作需保证决策过程是可以向读者清晰阐释的，人工智能在运用过程中的可靠性会受到质疑。同时，人机协同工作会使编辑出版领域主体责任界定愈发艰难，甚至导致剽窃行为泛滥［10］。

另一方面，目前人工智能无法真正实现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对齐。在技术层面，大语言模型背后的算法由少数巨头公司掌握，这种技术的垄断可能会造成知识权力的集中和不平等。同时，人类群体内部也未达成统一的价值观，而优先使用技术的群体会给模型输入符合自身价值观的内容，边缘群体少数派的声音进一步消弭，这不利于编辑工作中对公正和平等价值观的维护理念，也可能会造成知识同质化的趋向。在编辑工作中，价值对齐不仅包括维护现实的准确性判断和语言的规范性输出，还包括对文化、社会和伦理问题的关注和理解。AI或许可以通过模仿和学习形成“类人性”的价值判断，但它的价值观形成来源于数据和算法，无法真正理解人类对真善美等感受的价值追求，价值对齐仍是一个伪命题。

（三）演化适应：文化价值观的引领和对弈

戴维斯曾提出用于解释和预测用户如何接受和使用新技术的技术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简称TAM），该模型包含两个核心因素：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11］。在数智时代，一方面编辑需要不断适应新的技术环境，学会与人工智能合作，进一步提升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迭代发展，人工智能的易用性和有用性会在各个领域不断提升，编辑须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作出适应性改变，不断拓展编辑力的竞争边界。编辑和技术的生态位博弈既涉及话语权的归属，又关乎多种文化价值观的碰撞与选择。

生成式人工智能目前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在众多投入市场的产品中，ChatGPT、Sora等因卓越的性能而备受瞩目，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极为广泛的受众。尽管大语言模型声称会从不断提升的算力和更丰富的数据中学习并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但事实上真正提供的信息内容是受限的。技术无法完全摆脱算法偏见和数据源不均衡的问题，处于劣势、边缘化的知识被输入的可能性极小，也因此没有太多的机会被再次输出，在技术的逻辑下有些知识会结构性地消亡。然而，人类社会并非只是强者的领地，多元和传承共同建构了人类文明。在编辑工作中，人类编辑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编辑力体现在识别和纠正这些偏差，确保多元化和边缘化的声音得到发表和传播。编辑不仅仅是内容的选择者，还是文化多样性的守护者，通过有意识地寻找、支持和提升多元化的知识，帮助塑造更加全面和包容的文化景观，确保社会知识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得以保存和发扬。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强调个体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和资本会影响到他对世界的理解，即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编辑作为知识的把关人，根据社会价值观、文化标准和专业技能决定何种知识以何种形式呈现，此过程既是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呈现，也是文化价值观的再造。编辑以输出知识的方式塑造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和认同感，技术更迭可以在效率和方式上改变或重塑编辑工作的形式，但无法撼动编辑作为文化引领和价值批判先行者的精神内核。

 

四、 践行路径：新质生产力促进编辑力迭代升级

在编辑生态位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编辑，是推动当今出版行业生产力创新与发展的关键要素，其所具备的高科技应用、高效率知识产出和高质量内容审核等能力，不仅对出版业创新起到主导作用，而且能改变出版业的增长方式与生产力发展路径。换言之，编辑在人机共生的新编辑生态中应当也必须保持内容生产和传播的中心地位，与出版新质生产力相辅相成，带动出版业各种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进而推动出版业态的深度转型升级。在生态位变迁的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效能都将迎来新一轮的突破与变革。新质生产力为编辑生产赋能，推动出版行业进一步深度发展融合。

（一）生态位竞争合作：新质生产力的突破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具革命性的因素，在生产力的变迁过程中，技术创新是推动生产力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12］。新质生产力代表着以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跃迁，具备高效能、体现高质量。“新”是指新质生产力是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质”意为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为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强劲的创新驱动力［13］。在编辑出版行业，新质生产力指通过创新的编辑理念和新技术，提高内容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有效利用数字化工具和平台，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和满足读者多样化需求的生产潜力。在数智时代的发展背景下，重塑出版生产力势在必行。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提高了编辑工作的效率和质量。编辑可以运用技术，实现内容的高效创作、精准分发、实时分析等，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出版生产力。出版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创新，这也正是数智时代编辑力的核心竞争点，出版新质生产力的更新不会一蹴而就，在长期演进的过程中，编辑与技术的关系也会在辅助、并行、引领、博弈中变动。编辑力的效能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内容的生产和传播，还拓展到知识管理、价值引领和文化创造等方面，具有创新能力、技术驱动力和跨界视野的编辑将更受欢迎，也将在数智化环境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生态位互惠利己：出版生产关系的重构

出版领域的生产关系也随着人与技术的生态位博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变化。生产关系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数字时代的出版活动，编辑与技术、受众、创作者、出版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变化，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编辑活动的方式和模式。在智能技术的助力下，出版产业链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新质生产力与出版的深度融合既为出版的劳动主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又拓宽和丰富了劳动对象的范围和形态［14］。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和流程优化，重构出版行业的生产关系，编辑在工作实践中沉淀下的内容把关力、价值判断力和演化适应力为新生产关系下编辑角色和地位的转变提供支撑和指导，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数智时代，编辑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话语权，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等平台直接与受众互动，降低对中间环节的依赖性。在人与技术相互合作的过程中，技术赋能编辑活动，编辑通过发挥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适应新的生产关系，与内容创作者、技术开发者、平台运营者等进行合作，共同推动内容的生产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为编辑和相关方创造了更多的利益共享和合作机会，编辑活动更加灵活多样化，有利于实现多方利益互惠与合作共赢。

此外，编辑作为信息传播和控制活动的参与者，不可避免地受到权力关系的影响，编辑的所有权及控制权在数智时代发生变动，由于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更加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又进一步削弱了知识获取的连接性，知识团体对知识和信息的控制权式微，编辑需要与大众共同参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更加注重与读者的互动和反馈，共同构建知识共同体。

（三）生态位转移：出版生产效能的提升

数智媒体时代对出版业正在产生革命性影响，并为出版行业持续赋能，编辑需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工作效率，增强自身创新能力，提高内容质量，从而推动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而新质生产力赋能编辑生产可以理解为利用新兴技术和创新方法来提升编辑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提高出版业的生产效能。人工智能在编辑活动中的应用已深入到各个环节，其高效的生产方式促进编辑能力的“智能增强”，从而实现了编辑工作的现代化和智能化升级。在生态位理论视角下，人类编辑与机器编辑呈现一种正和博弈的状态。人工智能的介入能够有效提升编辑工作效率，将编辑的精力从机械繁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更加具有价值的知识型工作。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推动编辑思维的转变和能力的提升。通过人机对话的互动方式，人工智能可以为编辑工作的各个环节提供建议，激发编辑的灵感。这种与机器的交流互动强化了编辑的信息敏感度和认知能力，有利于拓展数智媒体时代编辑力的数据取向，提高编辑的工作效率，促进出版行业的创新和发展。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介入编辑工作，为更好地实现编辑生态位下的人机共存，发挥人类编辑和人工智能的综合优势，在编辑工作中，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分工和合作的边界。人机分工的领域需要作出清晰的规划，在文本校对、数据分析和趋势预测等工作方面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专注于内容的创意策划和价值判断等向度，着重提升与文化相关的编辑能力。另一方面要持续优化编辑流程，建立人工智能辅助编辑的监督体系，对机器生产的内容严格把关，定期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行审查和修正，以确保内容质量和价值导向的正确。

 

麦克坎德莱斯曾在《信息之美》一书中提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需要新的方法，在信息中寻找美感与乐趣，来将枯燥乏味的抽象信息变成通俗风趣、便于理解的内容［15］。在数智时代背景下，数据变得越来越重要是因为人类具备了分析数据、发现规律以揭示发展趋势的工具和能力。技术的变革引发各行各业生产力的革新，生产关系随之变动。在出版领域，技术与编辑的生态位博弈过程正是技术到底如何为人所用的探讨与实践，代表出版核心价值的编辑力帮助人类在与技术对垒的过程中处于中心位置，具有不可代替的重要地位。无论技术如何迭代，人类始终要守住知识把关人的底线，维护好以人为主体的伦理道德，成为时代和文化的引领者；要始终警惕技术的滥用和技术权力的越界，做好知识的质检与传承，在时代的变迁中丰富编辑力的内涵，推动新质生产力重构生产关系、赋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出版生产和传播效能，真正将技术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冯国祥.图书编辑力浅论.编辑之友，1985 （4）：4-9.

[2]和䶮.全媒体时代的出版“编辑力”探析.中国编辑，2012（3）：24-29.

[3]周国清，唐永亮.论编辑力.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36-142.

[4]GRINNELL J. The niche-relationships of the California thrasher. The Auk，1917（21）：364-382.

[5]牛克昌，刘怿宁，沈泽昊，等.群落构建的中性理论和生态位理论.生物多样性，2009（6）：579-593.

[6]奥德姆，巴雷特.生态学基础：5版.陆健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81.

[7]吴钊.数字出版产业的生态位解构.重庆社会科学，2015（11）：102-107.

[8]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18.

[9]李江峰.加速主义：技术激进主义的社会忧思.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5）：57-63.

[10]匡文波，姜泽玮.ChatGPT在编辑出版中的应用、风险与规制.中国编辑，2024（1）：

72-77.

[11]DAVIS F D.Perceived usefulnes，perceived ease of use，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MlS Quarterly，1989（3）：319-340.

[12]于凤霞.以发展人工智能为重点加速锻造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报告，2023（6）：107-

113.

[13]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改革，2023（10）：1-13.

[14]陈少志，白永星.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视

角.出版与印刷，2024（2）：14-24.

[15]麦克坎德莱斯.信息之美.温思玮，盛卿，叶超，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1-4.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出版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文稿原发表于：《中国编辑》2024年第7期

文字来源 | 崔 波 王婷瑜

美术编辑 | 王安琪

责   审 | 郑采妮

终  审 | 方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