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加速社会下,用户表现出对长时段泛知识类播客的钟爱,并形成播客复兴的现实景观,这种快与慢的矛盾与张力构成研究的重点。研究采用计算扎根理论,对喜马拉雅平台“播客入门推荐听单”所涉及的34档节目的评价文本进行分析,并建构起泛知识类播客用户的收听行为模型。研究发现,泛知识类播客用户借助“时光回溯”“空间搭建”与“深度聆听”的收听实践重塑个体的时空感知,播客之慢由此而来。通过探讨播客的媒介属性与关系属性,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影响用户收听泛知识类播客的工具性因素与情感性因素。此外,研究还评估了泛知识类播客在知识出版与理性共同体构建中的潜能,并指出个体在听觉空间中生命体验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
泛知识类播客;收听行为;影响因素;播客价值;计算扎根理论
播客(Podcast)一词来源于苹果公司的便捷式播放器(iPod)和广播(Broadcast)两个词的组合,是一种在互联网上发布音频节目且用户可以通过订阅的方式自动接收节目的媒介形式。[1]ListenNotes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5月,中文播客的累计数量已达到5.7万档,相比2020年同期增长了近6倍。eMarketer的报告显示,预计到2025年,中文播客听众的规模将突破1.5亿人[2],播客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此外,根据喜马拉雅联合日谈公园、益普索发布的《2024年播客行业报告:耳朵时间就是现在》显示,76.2%的用户一天中听播客在半小时以上,且超过半数的听众看重节目的知识性。[3]这似乎与当下流行的短视频、微新闻等碎片化的用户信息接收形态不同。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Rosa)在谈及当代社会发展时,提到加速是现代社会的突出现象,这种加速带来视听媒介的系统性变革[4],并外显为加速生产、倍速播放以及快速切换的效率至上主义[5]。从传播效率来看,播客作为一种声音媒介,其表意对时间的需求、表达方式的固有冗余,以及相对低效的内容分发机制,使播客成为加速社会中的“慢”媒介[6],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现代媒介传播速度与效率的预期。因此,播客的“慢”与媒介节奏的“快”之间的张力构成本文的研究重点。即在加速社会下,用户为何钟情于长时段的泛知识类播客?影响用户选择收听泛知识类播客的因素有哪些?用户耐心收听长时段播客所体现出的价值潜能何在?
一、 文献回顾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在知识社会学中,将认识、思想、观念,甚至是意识形态都看作知识的形式。[7]而在现代社会,知识的内涵进一步延伸到常识、观念、经验等非正式的知识领域[8],即泛知识领域。知识性是播客内容的重要维度,知识的生产传播长期依赖教育和出版,因此有学者以出版为原点,从编辑主体价值[9]、书业播客营销[10]及出版播客运营[11]等角度对播客的知识出版展开讨论,并进一步说明了学术播客的巨大发展潜力。[12][13]此外,有学者聚焦于情景差异下的用户跨平台知识交流行为,认为这种知识共创的模式提升了播客的知识价值。[14]与之相对,也有学者聚焦于播客的知识社交属性,指出中文播客用户群体的互动实践实质上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社交活动,并批判性地将知识社交看作社会现代性焦虑的产物。[15]声音复归意味着用户的需求在播客中得到了满足,并在需求满足的动力机制下形成播客复兴的媒介景观。因此,围绕用户收听行为的研究往往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为基础。其中,斯蒂文·麦克朗(StevenMcClung)和克里斯汀·约翰逊(KristineJohnson)指出使用播客的动机包括娱乐、时移、图书馆建设、广告消费及社交互动五个方面[16],郑文英(Chung,Mun-Young)和金香淑(Kim,Hyang-Sook)进一步指出社交、娱乐、教育、自我调节、媒介使用及便利六个方面的播客使用动机。[17]而冯菊香则在认知、心理、行为三个层面提出用户收听人文类播客节目的六大动机,即求知、媒介选择、个体确认、社会支持、个体修复、社交。[18]此外,有学者在情感角度展开对用户播客收听行为的研究,指出播客可被视为一种亲密的桥梁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孤独、倦怠等社会思潮的回应[19],迎合了用户的情感交互需求。[20]同时,播客实际构建了新的意义表达和人际关系建构方式[21],借由私密的情感体验构筑起基于情感的共同体。[22]而在时间维度,逐渐有学者关注到播客的长时段孕育的减速潜能,认为在碎片化媒介环境中,播客成为容纳更多反思机会的“社会减速媒介”[23],并进一步探讨了播客的时间脚本及其本真性文化。[24]
在当前的研究领域中,对用户的泛知识类播客收听实践的探讨集中在播客的知识生产潜能、播客的收听动机及播客所具有的情感能量。然而,这些研究往往未能深入挖掘听觉沙龙的社会价值。即使有研究关注到播客的时间维度,但依旧未能对用户为何钟情于长时间收听泛知识类播客这一既存现象提供充分的理论阐释。整体观之,现有研究完成了对泛知识类播客的散点扫描,但实证研究相对不足,缺乏对泛知识类播客收听实践的整体性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计算扎根理论,回应当下实证研究与整体性研究相对缺乏的研究现实。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浪潮带来的研究田野数字化及社会数据的非结构化趋势,越来越多的扎根理论学者意识到大规模文本数据难以用传统的质化方法分析,计算扎根理论应运而生。[25]计算扎根将大规模数据催生的研究问题与扎根理论特有的理论生成方式结合,改变了计算方法解释力不足的缺陷,实现了计算社会科学与扎根理论的双向融合。[26]劳拉·尼尔森(LauraK.Nelson)通过计算模式发现了一种可重复且科学有效的扎根理论,并提出具体操作的三个流程,其中人工分析和计算分析在各自流程中独立执行任务。而亚尔马·邦·卡尔森(HjalmarBangCarlsen)批判性地指出计算分析步骤中无监督机器学习的计算主导倾向,且主题建模只允许弱发现,无法摆脱个人经验的框架。因此,卡尔森开发出一种名为CALM(ComputerAssistedLearningandMeasurement)的计算扎根理论操作流程,其中利用HSBM模型聚类的关键词搜索和利用Word2Vec扩展细化的步骤能够激发研究者对文档意义的实际想象力。[27]由于计算扎根理论的关注点之一是其可重复性操作,但卡尔森承认CALM流程的可重复性较差,所以考虑到重复性问题,本研究的研究框架一方面采用Nelson的计算扎根理论三步骤进行,另一方面借助搜索词对无监督机器学习中盲点进行修订,反复回到原始数据中对模型进行优化。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择喜马拉雅平台的播客板块作为研究对象,以喜马拉雅官方的“播客入门推荐听单”内播客节目的用户评论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数据分析。“播客入门推荐听单”所涉及的35档,除节目“生动早咖啡”的节目时长为15分钟,其余34档节目涵盖人文、观点、时政、艺术等领域且平均节目时长超过60分钟,满足泛知识与长时段的要求。本研究通过python爬取“播客入门推荐”中34档节目的用户评论,共采集到15326条数据,删除重复数据、表情图像以及表意不清的数据后,共得到10222条有效评论数据。采集过程中数据搜集和数据分析同时展开,并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反复比对得出概念范畴。
在第一个阶段,采用无监督方法与人工搜索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模式识别。借助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DirichletAllocation,LDA),进行无监督的文本分类,通过一致性与pyLDAvis共同确定主题数为12。在第二个阶段,本研究采用深度阅读与搜索集补充的方式进行模型细化,通过三级编码对语料库中的主题词相关文本进行深入的解读,最终确定生成主题,并在概念的收缩中形成研究的主范畴。在一级编码阶段,结合关键词搜索补充,共形成12个初始概念:“内容诉求”“历时性陪伴”“主播特质”“情感表达”“收听场景”“收听设施”“用户催更”“虚拟关系建构”“记忆唤起”“收听氛围”“正向反馈”“节目问题与期待”。经过逐级编码,初始概念在二级编码阶段进一步收缩为“收听动机”“收听触发因素”“收听物质基础”“节目黏性的形成”“听觉空间的构造”“收听情感反馈”六个范畴。最后,在三级编码中最终形成了“泛知识类播客的收听原因”“收听物质基础”“泛知识类播客的收听体验”三个主范畴。考虑到研究伦理,编码表中的代表评论在呈现时,评论者的编号采用昵称的前两个首字母,评论在不改变其原有含义基础上进行转述。具体编码结果如表1所示。


三级编码表
在第三个阶段,通过有监督的机器学习与人工编码相结合进行模式确认。利用ROC-AUC分数,评估模型在多分类任务中的表现,得分证明模型能够在多数情况下做出相对准确的分类。通过对三级编码最终形成的三个核心范畴间关系的比较,从用户何以钟情播客这一核心问题出发,发现统领整个研究框架的核心范畴“泛知识类播客的收听行为”。基于此,研究的整条故事线得以串联,即泛知识类播客的收听原因与收听物质基础共同促进了用户的泛知识类播客收听行为。而收听行为则进一步牵引出泛知识类播客的收听体验,并逐渐演变为媒介的使用经验,影响进一步的收听行为(如图1所示)。研究从主题的故事线索出发,以文本诠释回应泛知识类播客何以减速及用户何以钟情的研究困惑。

泛知识类播客的收听行为框架
三、何以减速:泛知识类播客的时空感知重塑
伴随着加速话语的兴起与媒介化社会的来临,减速主义者认为高速发展的技术导致社会的异化和文化的同质化,使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变得松散。[28]因此有学者呼吁利用慢速媒介对抗技术的异化[29],给个体带来身体和精神的休憩。泛知识类播客的时间长度与内容深度,使之成为慢速媒介的代表。基于计算扎根理论描绘出泛知识类播客的用户收听行为图景,研究进一步从收听实践的编码脉络中重新梳理研究问题。研究发现,泛知识类播客用户在记忆时光与移动空间中的减速构成了用户在加速社会中的生存策略,并在有意无意的加速对抗中实现对自我生命时间的感知与享有。
(一) 时光回溯:记忆唤起下的个体情感怀旧
记忆作为一种心理过程,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参与到用户的听觉记忆建构中,并借助媒介的表征得以重现。播客中某些特定的声音、语调甚至是播客的开场都会成为记忆的标志物,这些标志物与用户的生活经历紧密相连,在潜意识中重建个体与过去时光的联系。阿兰·科尔班(AlainCorbin)在研究法国乡村的钟声时指出,借助钟声,村民可以在没有直接视觉接触的情况下相互沟通,个体之间的联系依赖于“钟”得以传达和重建。[30]数字时代,播客中关于声音的记忆标志物与科尔班描述的乡村钟声有着类似的社会功能,使个体通过声音重返那些富有意义的生活片段。记忆在某个时刻截断了现实世界的时间流,用户的记忆由此回溯到特定收听实践的媒介时间中,形成了对过往的怀念。“喜欢里面的每一个人,我是从艺考之前,也就是去年开始喜欢的,差不多也快有一年了,艺考备战的时候,天天很辛苦,我边画画边听他们聊天,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也没那么焦虑了。”(YN)
怀念并非简单的回忆旧时光,而是通过回溯来调节当下的心理状态。“在生活中一段迷茫期听到了这个节目,自此就一直听一直听,听普通人的故事,听优秀者的分享,听困局中人的拉扯,借他人故事平衡自己生活。”(LM)城市化、数字化的发展使人们在加速的现代生活中难以找到心灵栖居之所,怀旧便成为一种减速的策略。这种减速并非“急刹车”,而是一种“缓行”。播客借助“由声入情”的传播方式,将个体拖入记忆的慢时光中,来保守地应对当下加速中的不确定。当然,怀旧并非消极意义的简单逃避,而是蕴含着积极的心理学。其连接着过去、当下与未来,饱含着对过去的怀念与未来的期许。
(二) 空间搭建:技术介质嵌入下的听觉空间构
收听场景和收听设备共同构筑了播客的“收听物质基础”,而物质基础进一步在记忆唤起和收听氛围中完成了对听觉空间的构造。播客的收听实践高度依赖于具体的物质空间,在用户的表述中存在户外和室内两类场景,包括地铁、公园、运动场以及卧室、厨房、洗手间等。不同的物理空间蕴含着不同的关于“公共—私人”的空间隐喻,进而影响了个人听觉空间的构造。在对文本的深度解读中,发现空间中播客收听的关键物质设备———家庭音响和私人耳机却在讨论的边缘。深度媒介化社会的形成,带来媒介的隐身,因此物质设备虽并没有在用户文本中体现,但仍需对其听觉空间的搭建潜势予以关注。由于音响的空间弥散性、开放性的特质,使其往往与“室内—私人”空间相联系。声音对物质空间的填充,将声音内容的特性与物质空间的属性深度绑定。泛知识类播客借助音响,对“室内—私人”空间进行巧妙改造,将个体置身于系统化、长时段的知识对话之中,从而构造出一种深度、慢速的空间,为个体提供沉浸式的听觉体验。“做饭、洗衣服的时候就用家里的小音响在那放着,有时候听着听着都忘了我在听播客,反而感觉有人在陪我聊天做家务。”(HL)
耳机则凭借其轻便的物质样态及舒适的身体嵌入方式,展现出“中介的非中介性”[31]特质。因此,“室外—公共”空间往往和耳机深度绑定。“打发了路上的40分钟,每天只有上下班路上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到公司了都不想上楼,好听到想把一期听完!”(YH)作为现代人赛博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耳机不仅重构了个体的听觉系统,而且使用户在高度封闭的内部听觉空间中实现对现实空间的抽离,在移动的地铁中、私家车里、步行路上为个体创造出舒适的隔离区。长时段的泛知识类播客与现代都市长时段的通勤时间拥抱,完成了加速社会中个体听觉的空间构造。用户在此空间得以享受独处、深度思考、放松休憩,从而短暂逃离现代性的加速症候。
(三) 深度聆听:“芳香氛围”下的个体生命时间享有
泛知识类播客在具体的收听场景中营造出一种浪漫的气氛,让个体不管身在何处,都能被这种“芳香”的氛围浸润。“像几个认识了很多年的老朋友,在一个阳光很好的周末,约在公园里晒着太阳聊着天,好笑又饱含温情。”(YS)在现代社会,流动化、移动化与碎片化打破完整的时间结构,这看似提高了时间利用效率,但实质造成了个体对时间只有量的感知而无质的体验,无意义的时间充斥我们的生命,带来个体时间压力的增大及生命时间的贫乏。[32]生理需求的匮乏是前工业社会的困境,而疲惫则成为后工业社会的集体症候。[33]韩炳哲据此指出缓慢的生活节奏能够拥抱“散发芳香”味道的时间。这种“芳香”时间不仅是量上的延长,更是质上的提升,用户可以在长时段的聆听中重新获得对时间的控制感。
此外,播客通过对耳朵的编辑,改变了人与世界交互的通道,营造出围炉夜谈的情感空间。“听着很舒服,就像听朋友唠嗑一样,老友在一起喝喝小酒唠唠嗑儿,感觉特别好。”(SG)沉浸式的长时段聆听像是一场私密的对话,在“我与你”“我和世界”的情感交互中体验到我的存在,并力图建立一种主客体间相互回应的关系[34],即罗萨所言的“共鸣”。“听到了这个世界里的另外几个我,很喜欢大家的三观,表达方式,理解角度,对事物的剖析,引人深思,能从别人的故事里看到自己,听见自己,共同感悟一起学习成长。”(XI)彼此间的共鸣使个体在加速社会的不确定性中,依然能够通过这种深度聆听体验,重新获得对自己生命时间的享有,为当代社会中生命时间匮乏的个体提供了一种回归个体体验的可能。
四、何以钟情:影响泛知识类播客收听行为的因素探讨
在对泛知识类播客收听行为模型中各个环节的初始概念梳理中,笔者完成对用户钟情长时段的泛知识类播客影响因素的探究。研究发现,收听原因、物质基础和收听体验三个部分环环相扣、彼此影响,最终在工具性和情感性两个维度影响了泛知识类播客收听行为。
(一) 作为媒介的播客:影响泛知识类播客收听行为的工具性因素
播客作为一种媒介,其功能性特征满足了用户的多元化需求。用户在将播客视为媒介工具时,其收听行为受到知识性诉求、伴随性设备两个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用户对播客的使用体验和持续参与。
1. 知识性诉求:知识的整体性获取与顿悟式吸收
技术、社会变迁以及生活节奏的加速带来既有知识体系的不断更新重组,对知识更新、增长的焦虑则进一步将系统的知识体系打破,使信息的碎片化问题愈发严重。而播客则提供了一种解决策略,能够在相对集中的一两期节目中,对一个新的知识领域进行扫描式的探讨,帮助用户有效掌握新知识的整体脉络。同时,播客作为一种长时段、慢节奏的媒介样态,通过娓娓道来的传播方式使个体拥有更多时间进行深度思考,使知识的学习不再是信息流中瞬时的记忆,而是一个连贯的理解过程。此外,用户的知识性诉求并非总是新知识的扩展,还包括用户在收听中形成的对已有知识的“顿悟”。所谓“顿悟”,意味着用户通过播客的深入探讨,能够对自己已掌握的知识产生新的理解或灵感。“顿悟”不仅是对知识的突然性的理解,更包含着认知思维的跃迁,将日常生活中习焉不察的知识整合,形成对知识逻辑的深刻洞见。用户往往通过他人的观点或阐释,重新审视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理解。这种互动性的听觉体验强化了“顿悟”的可能。传统的知识学习方式依赖于单向的阅读或教育机制实现,而播客借助聆听与共鸣增强了个体的主动思考能力,实现了个体知识结构的更新,最终借由正反馈机制,以知识的获取驱动用户对节目的持续性关注。
2. 伴随性设备:耳机的身体性嵌入与物质性隐身
随着媒介化社会的发展,媒介已然成为数字时代的空气,带来“媒介不存在”的用户感知。这也是为何用户只会谈到播客收听的场景、收听的方便性和陪伴性等体验感,甚至提到蓝牙音响,却没有谈到耳机这一收听设备的原因。“每天都听,上班下班路上听,回家做家务听,晚上睡觉听,无时无刻不在陪着我,我也陪着你们。”(BE)耳机与人体耳朵结构的嵌合使其几乎成为耳朵的延伸物,并在个体的收听实践中获得物质性隐身。此外,手机的移动性,5G的覆盖性以及声音的沉浸感将播客的收听变为一种日常行为。米歇尔·德塞图(MicheldeCerteau)指出,虽然社会结构、制度和文化等力量为个体设定了框架和限制,但个体通过巧妙地运用“策略”能够在这些结构中找到自由的空间[35],而耳机就是个体慢速生活的“自由策略”之一。加速社会下,用户很难找到整段时间进行系统性的学习和反思,但日常生活中却充满了碎片化的间隙时间,如通勤、健身、做家务等。在这些间隙时间中,用户借助声音的追身性以及设备的伴随性,将播客视为一种非线性的、可随时访问的内容形式,不断从零散的时间片段中获取知识、娱乐与情感陪伴,通过主动、灵活的时间管理方式,展现出个体在加速社会中的生存策略与智慧。
(二) 作为关系的播客:影响泛知识类播客收听行为的情感性因素
播客以听为主的感官调动方式复现了原始部落的口语传统,搭建起具有强烈卷入感、体验感及场景感的数字听域。[36]零散的用户在情感的驱动下逐渐形成个体生命连接的“再部落化”共同体。因此,“关系—情感”是理解播客的关键维度。而从情感的视角切入,用户的收听行为受到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习惯期待、娱乐疏压、社交维系。这些因素使得用户的收听行为从工具性考量到情感性驱动,勾画出用户何以钟情“慢”“长”播客的情感图谱。
1. 习惯期待:情感依恋下的时间结构改写
持续的收听行为培养了用户对周期性节目更新的期待,将原本松散、零碎的时间结构重新组织为某种可预期的媒介消费习惯,并形成一种固定的日常行为模式。习惯性期待并非仅局限于对节目更新的时间点的期待,还包括由主播个人魅力所生产的情感陪伴期待。当声音成为唯一的信息载体时,用户无法通过视觉信息去识别主播的外貌、表情。这种画面的留白为用户提供了想象空间,促使用户在想象中建构出理想的他者,由此主播成为一个理想化且富有人格魅力的对谈者形象。声音媒介的亲密性特征使用户能够更加直接地感知到主播的幽默、深沉、跳脱等个人特质,从而赋予了用户一种虚拟但深刻的个体联结感。这种联结在长时间的聆听与持续的情感互动中培养着用户的习惯性期待。需要指出的是,对谈者角色的塑造并非单方面的用户想象,更是主播的有意识扮演。主播受欢迎的人格特质在播放量的指标下,成为一种表演策略与剧本,生产着稳定的情感公众。除媒介依赖外,习惯性期待体现出的“日常化”特质值得进一步探讨。用户通过周期性的收听行为,将播客嵌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时间结构中。因此,播客不再只是知识获取的渠道或伴随性的媒介样态,而是逐渐成为用户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日常化的收听行为在对时间进行规划与管理的同时,还构建起用户对播客的文化性认同,并由此揭示出个体在快节奏的文化时间中的积极生存面貌。
2. 娱乐疏压:功绩社会下的朴素期
随着数字平台的蓬勃发展,劳动任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线下实体空间,工作场所与私人空间的边界逐渐消融。个人的工作时间愈发稠密,韩炳哲由此对福柯所描述的“规训社会”进行了重新审视,并提出我们已然迈入了“功绩社会”。规训社会是一种否定性的社会,“不允许”的律令控制着一切。而功绩社会与之相反,是一个肯定性的社会。[37]功绩主体为了在加速变动的社会中脱颖而出,需要不断“优化”自我。功绩社会的悖论在于,它承诺选择的自由,却通过将竞争内化消解了选择的可能性和多样性,在“成为更好的自己”成为一个激励话语的同时,个体实际上失去了“何为更好”的定义权。功绩社会的内在结构与加速社会的现实表征不断生产着当下社会的疲惫个体,而摆脱生活压力、追求简单的快乐便成为最朴素的期待。
播客提供了一种以自我体验为核心的娱乐放松途径,个体由此在一个非竞争的状态中获得心理的调节。此外,泛知识类播客提供的内容并非追求感官刺激的浅层娱乐,而是一种超越了简单情感宣泄的深度娱乐。“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的繁忙,各方面的压力接踵而至,播客是我解压的来源,天南地北的故事总能让我暂时忘掉烦恼,偶尔在笑声中点醒我。”(CX)这类播客借助对话的方式深入探讨哲学、文化、艺术等领域的诸多话题,从而引导个体对自身所处社会的深度思考,以心灵的批判为手段帮助个体疏解结构性压力下的疲惫心灵。但需要指出的是,泛知识类播客由于其知识属性及学习隐喻,使得部分用户表面的疏解压力变成一种更深层次的社会比较与自我盘剥。由此,娱乐疏压虽作为用户的钟情要素,但并没有实际地解决功绩社会的竞争困局。
3. 社交维系:松散连接中的亲密关系渴望
根据2024年播客行业报告调研显示,播客的听众大多集中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城市的现代化和媒介化培养了原子化的个体,孤独成为当下的集体感知。在此背景下,播客成为听众缓解孤独感、寻求情感共鸣的重要媒介。只有亲密的关系才会在耳边私语,播客通过“耳鬓厮磨”的传播方式,使听众与播客内容之间建立了独特的情感互动。在播客节目中,主播的换气声、偶尔卡壳尴尬的笑声让节目不再是一场精心排练的话剧,而是还原了交谈的场景,获得一种人与我同在的具身感知。借助听觉通道,播客重新还原了类似传统面对面交谈的场景,找回了现代媒介环境中稀缺的“围炉夜谈”式的亲密感。“依然会选择用主播的声音抵御不定期的失眠,他像是久识的老友,亲切的长辈。”(XN)这种声音互动构建了用户之间的隐性社交关系,使身体、技术与空间有机交融,弥合了个体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人互动的沟壑,创造了新的社交纽带。这种社交纽带一方面形成了传统亲缘关系的补充,用户不仅对主播的声音产生了情感上的依赖性和归属感,还进一步形成了类似家庭成员或亲密朋友之间的关系,衍生出像“大王”“花姐”“李叔”的亲切表达。另一方面,社交纽带推动了基于共同兴趣和认同的圈层文化建构。“主播真的很暖心,在听友群里和我们互动,解决了我很多疑惑。”(NR)社群的搭建为个体提供了一套隐形的社会支持系统,用户借助圈层对话,以“抱团取暖”的方式确立自身在社群中的位置,从而逐渐形成具有高度内聚力的社群文化。
需要说明的是,泛知识类播客既具备播客这一媒介载体的共通性特征,同时又具有独特的“慢长”特质。这种“慢长”并非单纯的时间延续,而是通过知识系统性表达与多维度情感连接构建的沉浸式场景。因此,不论是工具性因素还是情感性因素,各个因素之间并不是独立运作,而是围绕着“泛知识”这一特定领域集群式地发挥作用。泛知识类播客的“慢长”特质源于其知识表达的深度结构,使其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对时间的占有。而在深度对话中,伴随性、陪伴性、社交性以及娱乐性等多重要素彼此勾连,最终勾勒出泛知识类播客收听行为影响因素的整体图景。
五、价值审思:泛知识类播客的“慢”“长”潜能
媒介技术的生态性变革,使传统以纸张为介质的出版活动难以描摹复杂的出版实践。由此,为了将传统出版以及新兴出版纳入统一的概念参照系中,现代出版被理解为借助媒介进行知识生产并向公众传播的社会公共性实践。[38]事实上,伴随着数字出版体系的搭建,有声出版实现了从依托于具体出版物的附属地位,到独立出版实践的转向,并形成了专业知识出版与“民间”知识出版的双重景观。一方面,出版机构将播客作为纸媒的发展机遇,纷纷入局播客,以书业播客的出版样态扩展着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边界,并为内容传播提供了介于书籍出版慢与短视频生产快之间的中间缓冲时区,以兼顾内容深度与时效性的方式为出版的生产节奏提供了新的可能。另一方面,出版从业者、学者、文化爱好者以个人名义打造泛知识类播客,使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不再局限于正式、规范的专业流程,而是借助灵活、多样的方式介入用户的日常生活与个人实践中,并从系列节目的稳定输出中拓宽着知识出版的疆域。在这样的双重景观下,知识传播借助播客实现了对数字时代出版何以可能的回应,并形塑着加速社会下的知识文化生活。
除泛知识类播客释放的知识出版潜能外,其深度的内容与长时段的卷入,实际构成了加速社会的平台文化沙龙。文化沙龙作为西方公共观念形成的物质基础,其在中国的演进经历了从基于熟人关系的社交圈,到书店作为知识和思想交流的平台,再到互联网时代的数字互动空间的阶段性转变。[39]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演进,尤其是社会网络思潮下非理性因素崛起,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逐渐从公共参与场沦为情绪宣泄场。而播客的理性化、对话式的传播样态,带来其对理性共同体凝结潜能的思考。在当下的社交媒体平台,受制于“短”“微”的内容表达风格及快速的议题迭代频率,用户往往以情绪化、碎片化的方式展开公共讨论,并在情绪的宣泄中结束对话。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在其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指出,后现代社会个体的认知能力受到信息的爆炸性增长和媒介化社会的影响,逐渐丧失了对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把握。[40]泛知识类播客的议题往往聚焦于文化、性别、社会等公共议题,足够的时间长度赋予了深度叙事的可能,将散落在加速社会中的碎片认知以理性和逻辑串联,慢与静交织将“凝思”的能力重新交还给个体。泛知识类播客通常从一个社会议题、一本书或者一个知识讨论出发,通过邀请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或学者展开充分对话,从而促使用户从简单的情绪宣泄转向深入的理性思考。在这种基于知识和理性的圈层中,情感不再是非理性的宣泄,而是借由反思与知识建构的过程,形成了更加深刻和理性的情感结构。因此,播客与书籍虽然载体不同,但都在培养理性的公众,并释放出公众理性参与公共生活的潜能。
六、结论与讨论
加速作为一种实存的社会感知,生产着疲惫的公众,而“慢”“长”播客则提供了良方,将个体短暂地从加速的时间结构中抽离。播客塑造的声音景观通过“记忆回溯”“空间搭建”以及“深度聆听”的用户实践,实现了加速社会的个体缓行。此外,视觉通路的关闭隐喻着个体的内向探索,播客借助娓娓道来的话语风格实现了与用户的情感连接。因此,相较于知识性诉求和伴随性设备的工具性特征,用户钟情于泛知识类播客更多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对节目的习惯性期待、绩效逼促下的娱乐疏压及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共同勾勒出用户钟情“慢”“长”播客的现实图景。由此,“慢”“长”展现着泛知识类播客的独特潜能。一方面,泛知识类播客作为一种知识出版的方式,带来民间出版的新业态,拓宽着知识出版的疆域;另一方面,泛知识类播客的深度对话也释放着文化沙龙的气质,培养着加速社会的理性公众。需要强调的是,播客的潜能并不意味着其减速的必然性与有效性,长时段、伴随性的收听也不必然形成理性的情感结构。播客的随身性、嵌入性可能会带来时间间隙被填充,进而陷入绩效社会的个体规训。因此,有学者指出只有立足变革生产方式的维度,才能真正消弭人的异化。[41]但这并不能否定播客在个体、圈层及社会心理层面对加速的对抗。尽管加速作为现代性的症候或许难以根除,但个体在听觉空间中的否思、陪伴、理性对话与情感共鸣仍能为时代中的个体叙事赋予价值,展现出加速社会中真实鲜活的生命景观。
参考文献
[1]李雪娇,胡泳.听觉复兴:从“媒介四定律”看中文播客的解构与重构[J],中国编辑,2023(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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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隗静秋:浙江传媒学院出版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王昊祥: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来源于:《未来传播》2025年第3期
图文来源 | 隗静秋 王昊祥
美术编辑 | 张佳欣
责 审 | 孙利朋
终 审 | 方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