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实例及社会效应持续成为热议话题，文章基于“网文作者联合抵制某平台AI协议”事件，在社会技术想象的理论框架下，探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应用在网络文学创作领域引发的多元想象、情感态度及未来愿景。研究发现，首先，公众对AIGC技术的想象兼具工具性和认知性，涌现出对技术想象的固化；其次，超过半数社会技术想象的情感态度为负面倾向（54.48%），包括权益性批判、功能性质疑、替代性风险和主体性矛盾等4个维度，正面倾向则从时代变革趋势和行业优化需要两个维度反映技术拥戴者的鲜明立场；最后，网络文学领域不同社会行动者调用隐喻、嘲讽和表情符号等不同话语策略进行官方愿景、商业预期与作者权益间的多维博弈。

【关键词】社会技术想象；网络文学；AI协议

【作者单位】陆朦朦：浙江传媒学院出版学院；李睿：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网络文学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多模态叙事与认同引导研究”（24CXW002）；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科学研究工程•出版传媒专项项目“地方濒危非遗文化的互动叙事与活化出版研究”（CBCMB2025001）；2025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研究方法创新专项课题“智能计算驱动的国际传播效能评估方法创新研究”（25SYS14ZD）。

人工智能以无可争议的革命性基因成为当下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技术焦点，围绕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版权争议、深度伪造、社会偏见展开的讨论与对话层出不穷，交织着技术乐观主义者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无限畅想与技术恐惧者对打开“潘多拉魔盒”的种种担忧，有研究者指出AI作为一种科学密集型技术，比常规技术更强烈地激发了争议、想象与动员力[1]。及至文学创作领域，2024 年7月某平台因一则“AI训练补充协议 ”引发大量平台作家抵制，被定义为国内首例文字工作者群聚反对AI写作的案例[2]。该案例中AI条款试图将签约作品作为数据喂养人工智能模型进行训练，条款中写道：“甲方可将签约作品的全部/部分内容及相关信息（如作品名称、简介、大纲、章节、人物、作者个人信息、封面图等）作为数据、语料、文本，素材等用于标注、合成数据/数据库建设、AI人工智能研发、机器学习、模型训练、深度合成、算法研发等目前已知或未来开发的新技术研发/应用领域……”事实上，早在2023年12月，《纽约时报》便曾就ChatGPT未经许可使用其数百万篇文章以训练AI模型，将微软和OpenAI告上法庭。2024年5月，OpenAI公司未经本人同意，擅自使用好莱坞女星斯嘉丽 ·约翰逊的音色制作AI声音，也引起对AI入侵的大规模抵制。从上述国内外典型案例观察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对AIGC的普遍反应，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相关技术和工具应用的替代性担忧可见一斑。

尽管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应用实例及社会效应持续成为热议话题，然而，不同社会与文化在接纳、推进及执行这项技术的过程中，却因不同的文化习俗、历史背景、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期待而呈现对待此类新技术的多重社会想象。因此，对人工智能想象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识别层面，而应回归到具体的社会情境与行业应用中，探索其在不同群体及社会语境下的社会应用与意义。已有研究者指出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技术想象主要分为用户个体想象（imagination）和国家集体想象（imaginary）两个研究层面，缺乏基于从社会身份角度理解该问题的中观理论[3]。基于此，本研究将研究焦点放置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网络文学行业中的应用，相比于其他行业，网络文学行业中类型化套路化标签化的数据库式生产逻辑进一步提升网文写手在面向人工智能生成技术应用时的职业替代性担忧，正如一位AI行业人士分析道：“很多小作者的网文套路化，大模型学习一遍免费阅读平台的资源，基本就能提炼出大纲”[4]。因此，本研究围绕“网文作者联合抵制某平台AI协议”这一热点事件，试图通过具体行业的争论性话语管窥社会技术想象的中间地带，聚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扩散与使用中覆盖面更大的普通写作者与阅读者视角，分析不同行动者如何通过协商塑造AIGC技术的社会文化意义。

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认为“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是集体共有的愿景或想象，在制度层面是稳定的，能够影响和指导政策制定和实施，同时社会技术想象是公开表达和实施的，能够被社会成员所感知和理解。它指向未来，是对理想或不理想未来的愿景或抵抗。在特定情境下，不同的社会技术想象之间可能存在竞争关系，争夺主导地位[5]。然而，在网络文学领域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应用实践中，还未形成被多元社会行动者所共同认可的稳定的主导的愿景，这也是在“网文作者联合抵制某平台AI协议”后，平台方对相关条款进行了删除，同时又保留了对探索网络文学AIGC技术探索的空间，留有暧昧想象的余地，这为本研究通过围绕此事件的公共空间话语文本进行深度分析，以探索中观层面的超越工具应用之外的争议和遐思以及多元行动主体多重想象的竞争过程提供了研究施展的价值和意义。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在社会技术想象的理论脉络下，将研究的问题聚焦3个方面：公众对网络文学领域应用AIGC的想象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对网络文学领域应用AIGC的情感态度如何？公众关于网络文学领域AIGC社会技术想象是如何产生并流通的？尽管这些想象不一定符合技术现实，而是旨在基于这一具体案例捕捉公众对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创意产业AIGC应用的理解认识与情感态度，但其反映了技术扩散的特定时间节点技术与社会互构下的社会情绪和价值取向。

本研究选取国内作为公众公共交流与信息获取的主要平台“微博”作为样本获取来源，利用Python以“某平台+AI协议”为主题词抓取微博平台的相关原始帖子作为分析样本，并使用LDA主题模型对所获取的分析样本进行主题提取。通过主题一致性指标对LDA模型的主题数量进行迭代寻优，最终确定的5个主题内容边界清晰，能够较好地覆盖研究对象的各个核心维度，且每个主题下的高频特征词均具有明确的语义指向，便于主题命名与解释分析。最终得到如表1所示的文本主题分类结果，通过主题分析旨在全面探析围绕该主题的核心话语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技术想象。

表1　文本主题分类结果

1.想象的主题：多元交织的话语与技术想象的固化

在当下智能媒介生态系统中，AI的运用揭示了技术逻辑、平台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复杂交织。想象作为一种对技术与社会互构的未来预期的产物，既影响技术应用的走向，同时也被代表多元社会行动主体立场的话语竞逐所塑造，遭遇技术想象的固化挑战。根据LDA主题模型分析的结果，研究以想象的对象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为竖轴，以想象的方式是工具性的还是认知性的为横轴，进一步将表1得到的5个主题放置在四象限框架中（如图1所示），抽象出两类主要的想象类型，从网文作者与平台资本层面来看，主要将AIGC视为“剥削”与“收割”道具，而从网文读者和政策监管层面来看，主要认为应当将AIGC进行平衡和监管。尽管两者有所侧重，但都表现出对AIGC应用于网络文学创作的想象固化，并未跳脱出其他行业应用AIGC的类似想象。

1.1作为“剥削”与“收割”道具的工具性想象

工具性想象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视作网络文学平台进一步剥削作者劳动与收割读者流量的道具，因此在主题1和主题2中涌现出“抄袭”“抵制”“恶心”“侵犯”“原创”“资本”等关键词。尽管目前人工智能生成技术带来了自动化、智能化的内容生产模式，提升了内容生产的效率，但其生成的作品是基于人类创作者“投喂”后的拼凑式“创作”行为，是建立在长期和大量语言模型训练下的“智能洗稿”，进一步加速网络文学生产的数据库化与机械化。当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充斥并主导网络文学创作生态，具有独创性的人类内容可能被大量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稀释”乃至“淹没”。这类想象显然并非个体主观意义上的凭空臆想，而是混合着公众在其他相关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体验与认知，正如研究样本数据中的代表性文本：“真的需要抵制AI作品，以后大大（作者）们都不创作了，市面上都是AI拼接，网文圈停滞发展。现在有的例子就是漫画圈，前几年的‘快看’漫画多火，AI入场之后漫画就逐渐陨落了”。不同细分行业交叉验证后的想象反映公众对未来发展预期的担忧，反过来又影响当下网络文学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实践，正如本研究案例的结果所示，某平台官方停止了相关AI协议的签署，但至于背后是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还是改头换面重新登场并未可知，公众对此抱持消极的态度，“我个人认为，这是拦不住的，顶多是方式和公开程度上有所微调，但实际行为是拦不住的”。在平台资本主义普遍化的情境下，不是这个平台也是其他平台，不是默认协议也是其他条款，AI技术的应用似乎不可阻挡。

图1   网络文学领域社会技术想象的框架图

1.2作为“平衡”与“监管”对象的认知性想象

在工具性想象之外，公众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想象具有较强烈的即时性和当下感，充满了基于自我主观认知的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矛盾性态度，既有对网络文学免费内容资源AIGC介入的宽容性接受，又袒露出“苦涩”“裂开”的抵制性情绪，同时又通过寄希望于“国家版权局”“人民日报”等外部监督予以规制，形成围绕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民间知识”：通过@机制试图引起舆论关注与监管介入，例如部分文本数据通过“@红星新闻@国家版权局@中国政府网@央视新闻@微博法律”的方式寻求公众普遍认知范围内的可能外部力量。有趣的是，虽然宏观层面涌现出的主流观点认为需要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予以“平衡”与“监管”，但其内部却衍生出不同的对抗式细分想象，例如对不同商业模式的网络文学平台的鄙视链想象：免费模式下的平台受众理应对AI技术实践应用容忍度更高，而对于付费阅读的其他平台如晋江等，对AI技术接受度的阈值就极大提升；又比如对人类创作者与智能创作者皆有的融梗洗稿创作的戏谑性想象：有评论提到在网络文学创作领域颇受争议的作者“玖月晞去单挑AI”，反映网络文学领域原创性内容生产与版权保护困境，而现行法律对AI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界定等制度滞后进一步稀释了网络文学内容生产的公众信任。

1.3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社会技术想象的固化

在探讨网络文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应用的社会技术想象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现有的想象往往倾向使用固有的其他行业领域的想象性框架，形成对新技术应用的简化式理解，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和预测技术的发展趋势，但也可能导致对技术理解的固化和刻板印象，尤其在当前处于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时期，新技术常被简化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或潜在的风险源头。上述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社会技术想象，无论是工具性想象还是认知性想象，不自觉地沿用自上而下的人工智能技术想象话语，无论是在对技术功能的认知上，还是在对技术应用场景、潜在风险等方面的判断上。既有的想象框架在具体的行业应用中进行再生产后又成为新的想象框架，提供给公共领域，为其他群体对相同技术的社会前景与未来预期提供想象的养料，最终共同推动新技术的使用、接受与更迭。

社会学家奥格本（William F.Ogburn）[6]曾将“‘物质文化’（比如技术）先于‘非物质文化’（比如伦理观）发生变迁，伦理观等文化一时难以赶上技术创新”的现象称为“文化滞后”（Cultural Lag），用以描述物质文化快速发展和变化，而观点和价值观比物质事物更难改变，因此非物质文化倾向抵制变化并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不变的普遍性的社会态度。无疑，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领域也处于“文化滞后”时期，由此，技术想象的固化在所难免，重点在于如何调动多元主体的想象话语，使得有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社会化建构与想象再生产最大限度符合最大公约数意义上的社会行动主体的期待。

2.想象的情感：在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工具主义之间

本研究利用BERT模型对分析样本的情感值进行分析，将样本中的文本情感值从1～5的评分，1表示非常负面，2表示负面，3表示中性，4表示正面，5表示非常正面，最终得到如图2所示的情感值分布图。其中，“非常负面”在所抓取的评论中数量最多，达到了3018条，占比48.15%； “负面”评论数量397条，占比6.33%；“中性”评论数量742条，占比11.84%；“正面”评论数量332条，占比5.30%；“非常正面”评论数量1757条，占比28.03%（见图2），从情绪值分布来看，围绕网络文学领域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应用的社会想象整体呈现技术悲观主义的忧虑与批判以及技术工具主义的接受与应对两个维度。

2.1技术悲观主义下的忧虑与批判

如图2所示，大部分公众展现出对人工智能应用于网络文学创作领域潜在风险的显著负面抵触情绪（非常负面+负面的评论数量占比超过50%），负面情感态度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权益性批判、功能性质疑、替代性风险、主体性矛盾等多个面向（见表2），其中权益性批判维度关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对创作者权益的潜在侵犯，以及由此引发的公众对平台资本的谴责和对政府技术规制的期待；功能性质疑维度聚焦对AIGC技术本身及其应用效果的质疑；替代性风险维度强调AIGC技术可能带来的取代性威胁；主体性矛盾维度揭示了公众在AIGC技术面前关于人类自身地位的矛盾心态。

在权益性批判维度，公众的想象即呈现显著的情绪抵触，同时又对从上至下的技术规制留有期待，具有情感态度的规律性分化，表现为对作者权益被侵犯的担忧、对平台资本的谴责及对规制力量的呼吁。在功能性质疑维度，公众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当前应用持保留态度，负面情绪体现为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过程性与结果性质疑，过程性质疑主要包括AI数据抓取的不确定性及其可能的隐私侵犯以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黑箱式”生产过程及其不透明性；结果性质疑包括担忧其介入内容生产可能导致作品质量的下滑，文学作品的“灵韵”丧失，趋于机械复制与同质化，进而不利于网络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在替代性风险维度，与其他对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社会想象研究中提到的一致，主流的想象主题集中于职业替代性危机，已有研究发现相较于辅助者（作为工具帮助人更好地工作和生活）和控制者（控制人类的思维和生活），ChatGPT更多被视为人类的替代者[7]。本研究技术悲观主义的想象中也涌现对替代性风险的抵抗，尤其是对于网络文学领域的创作者而言，职业性替代的危机感更甚。除此之外，替代性风险还包括对人类文化被AI文化所替代的批判性想象，体现公众想象中更为宏观和深远地对人类创造力边缘化的反思以及对人类文化认同感削弱的忧虑。最后，从主体性矛盾维度看，既有乌托邦的期待想象又有反乌托邦的现实想象：一方面，期待能够维护人类的主体性地位，认为文学创作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特表达，其“灵魂”是技术所无法复制的；另一方面，担忧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浪潮中，人类作为“无能主体”而不得不做出随波逐流的妥协适应。

图2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社会技术想象情感值统计图

表2　负面情绪的主要维度

2.2技术工具主义下的接受与应对

在技术悲观主义的另一面，情绪值持正面和非常正面的公众想象主要秉持技术工具主义的观点，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视为一种可以解决内容创意生产的实用工具。通过对样本文本的进一步分析，本研究发现技术工具主义角度的情绪维度又可以细分为时代变革趋势与行业优化需要两个主要类别。其中，时代变革趋势既包括对社会发展趋势这类结构性框架的默认，又包括对技术进化的优胜劣汰结局的接受。这类想象相信技术进步是大势所趋，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社会各行各业的发展脉络之中，以其他行业中AI技术相对成熟的案例为佐证，认为AI的发展是“时代洪流，谁也躲不过”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技术工具主义维度的乐观态度表现在认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对内容创新、效率提升等方面的赋能，此类想象期待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能为内容创意行业带来创新，为创作者提供灵感，显著提升内容生产效率，同时认为AI所带来的竞争压力能够激发创作者的潜能，提升其专业素养，从而产出更多优质内容，尤其在网络文学的内容生产已经高度类型化、套路化、同质化的行业现状之下。这一观点不仅强调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为创作者以及整个行业带来的实际利益，同时也对AI等新型内容生产主体寄予改变当下网络文学行业现状的期望。

3.想象的竞逐：话语策略的调用与主导性立场的争夺

社会技术想象不是单一的、线性的未来轨迹，而是由国家行动者、企业行动者、民间组织团体以及个体所组成的社会公众共同建构的，具有多重性与争议性。同时，社会技术想象又与社会实践相互交织，在数字技术的实际构建中具有能动的生产力，成为影响未来社会新技术应用的实际工具。因此，不同社会行动者运用具体的话语策略进行社会技术想象的生产与再生产，而在本研究的样本文本分析中，主要集中呈现的是社会公众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主导想象的挑战与反想象，以及话语策略运用背后所反映的不同行动主体的立场争夺与主流想象的设定与引导权之争。

3.1话语策略的调用制造公众想象

正如其他研究指出的，社会技术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正日益被科技巨头所塑造与主导，这些企业通过精心构建的技术叙事，将他们的产品及服务描绘成通往未来乌托邦的桥梁，承诺以技术为钥匙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不仅利用“共享”与“社区”等概念来推动对新型社会经济秩序的想象，还巧妙地运用了多种话语策略来强化这一愿景的吸引力与说服力[8]。在围绕“某平台AI协议”事件的公众话语分析中，涌现一系列社会公众的反想象话语策略，如隐喻、嘲讽和表情符号等。

隐喻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修辞手段，在塑造公众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认知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具有描述性，能够生动形象地描绘技术现象，还具备规定性，能够定义现实框架，同时将隐喻后的想象话语强加于目标受众，从而影响他们的认知与行为[9]。例如，在描述数据资源时，将数据比作石油或黄金，这样的隐喻不仅强调了数据的珍贵与稀缺性，还引导公众将数据视为一种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资源，进而塑造了公众对数据资源的认知、理解与接受方式。在本研究所关注的网络文学领域，类似“AI的本质就是偷盗，用作者辛辛苦苦写出来的文字挣钱”等话语表达，以“偷盗者”形象地揭示AIGC技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他人作品进行内容生成的潜在问题，强调了AIGC技术对原创作者权益的侵犯。又如“平台方捂着作者的嘴巴：乖，爸爸为你好，好好写书，养肥养大我的AI小崽，然后默默杀掉提供血肉的千千万万作者”，将平台方隐喻为具有控制和剥削行为的实体，揭示平台对作者劳动成果的剥削和对AI技术的依赖。

此外，比较典型的话语策略集中于用相对“尖锐”的嘲讽这一修辞方式，例如“AI：我可是你们的爹”“AI：你写的都是我的，你还能跑去哪里？”, 这些话语通过赋予AI以人类般的傲慢和占有欲，对AI技术的过度扩张和潜在威胁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又如“平台方觉得它的读者只配看AI给读者喂垃圾，希望读者吃得开心”，讽刺平台方使用AI生成内容的行为。嘲讽的话语策略不仅表达对AI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忧，也隐含对人类主体地位被削弱的无奈和愤怒。

表情符号则征用网络流行表达方式进入技术叙事中，以构建新的意义或表达特定的观点。表现为用文字或非文字的符号简洁明了地表达情绪、态度或立场，增强话语的生动性和感染力。例如，“裂开裂开裂开”“下雨下雨下雨”“衰衰衰”等文字型表情符号，表达说话者的沮丧或失望情绪，生动地传达公众对AIGC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忧和不满。这些表情符号不仅丰富想象话语的表达形式，也促进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情感共鸣和互动。

表3   正面情绪的主要维度

3.2主导立场的争夺定义未来想象

虽然在科技伦理、人的主体性等维度上，不同社会行动者具有相对一致的想象立场，但是在网络文学领域，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社会技术想象显然尚未稳定为完全一致的技术应用方案。这一领域的想象图景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其中官方愿景、商业预期与网文写作者挑战性想象构成了多维博弈。

制度性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特点[10]，官方愿景基于国际竞争与国家安全的考量，强调技术发展的自主可控。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服务提供者对训练数据来源的合法性、安全性及合规性承担主体责任。通过政策制定与资源投入，国家不仅规范技术发展路径，更深度引导公众对AIGC技术的认知框架与社会期待。由于政策规制具有强制性特征，其在形塑公众对网络文学领域AIGC应用的认知时，表现显著的主导性影响，尤其在强化数据安全与责任意识，构建技术信任，平衡创新与风险方面表现较强的想象定义效应。

平台公司则出于市场竞争与盈利需求的立场，对技术乐观主义持拥戴态度。它们通过技术创新、市场推广等手段，积极推动AIGC技术在网络文学领域的应用，以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平台公司所塑造的“想象剧本”往往强调技术的便捷性、高效性与创新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网文写作者的职业替代与生存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网文写作者作为直接受影响的群体，其挑战性想象显得尤为重要。他们面临技术冲击下的职业替代风险与生存压力，对AIGC技术的态度复杂多变。一部分作者仍然寄希望于维护AIGC技术应用之前的网文生产模式与运行机制，对平台公司安排的“想象剧本”表示拒绝与抵抗。然而，这种反商业想象的抵抗往往显得脆弱而弥散，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也有部分网文写作者已经利用AIGC工具获得了既得利益，他们持有更为亲平台方的社会技术想象取向。这些新兴写手们努力达成与商业想象话语的合谋，通过技术赋能提升自己的创作效率与质量，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值得注意的是，网文写作者内部想象的分野不仅体现在对AIGC技术的态度上，还体现在对技术影响下的网络文学产业未来发展的不同预期上。这种分野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技术想象中的立场争夺，使得多元行动者的想象竞相角逐。

4.结语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曾断言“人是万物的尺度”，然而随着AIGC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与机器的关系已逐渐转变为“互为尺度”的新格局。AIGC技术凭借其强大的上下文感知能力和文化交流模式模拟能力，与人类创作者共同构成了内容生产领域的多元化行动者体系，展现了一种互为主体的共生状态。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不再仅是内容生产的媒介，而是作为人类意志的代理，深度参与数字文化作品的创作与生成，包括形象塑造、元素整合、风格创新等多个方面。

因此，本研究基于“网文作家联合抵制某平台AI协议”这一具体案例，深入分析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在网络文学创作领域引发的社会技术想象。研究发现以下3点：①工具性想象与认知性想象并存：平台资本通过数据剥削逻辑将AIGC技术建构为“收割工具”，而作者与读者群体则通过隐喻与嘲讽发起反想象话语竞逐，重构技术叙事，揭示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性；②情感态度的结构性分化：54.48%的公众评论呈现技术悲观主义倾向，集中批判权益侵犯与职业替代风险；33.33%的正面态度则强调技术工具主义下的效率提升与文化创新；③社会技术想象的动态博弈：政策监管的滞后性、平台资本主义的数据垄断与作者群体脆弱性共同构成“文化滞后”效应，导致想象固化。

本研究丰富了社会技术想象理论的应用场景，深化了对AIGC社会影响的认知。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触摸到公众对AIGC技术的复杂情感和多元想象。当然，不同平台的网文生产模式、AIGC应用的实际进展、对待AI的态度与未来发展规划以及网文写手群体在创作风格、职业背景、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可能导致对AIGC技术的想象具有情境性区别，未来研究在探讨AIGC技术的想象时，可更充分考虑不同网络文学平台商业模式的异质性以及寄生于平台的诸多网络写手内部的异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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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利利,张养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出版应用的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研究[J].中国数字出版,2025, 3(4):67-74.

原文字发表于《中国数字出版》2025年第6期

美术编辑 | 刘程晰

责任编辑 | 张美俊

责   审 | 孙利朋

终   审 | 方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