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章基于 2004—2024 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中国现当代文学日译本数据、日本亚马逊平台销售数据与读者评价，系统梳理中国现当代文学对日出版现状与市场反馈。研究发现：纯文学、科幻、推理等通俗类型文学虽获得一定关注，但整体出版呈现碎片化，图书馆、电商覆盖不足，市场规模与大众认知度偏低。结合量化数据与读者评论，本文从四大维度提出提升中国现当代文学日本传播力的实施路径，为中国文学国际传播提供实证参考。

关键词

日本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走出去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数字文化贸易规则话语权建构与提升我国话语权研究”（项目编号：24NDQN062Y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谈及中国文学 “走出去”，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无疑具有较强代表性。自公元四世纪日本列岛统一以来，中日之间逐步形成持续而深入的文化交流传统。中国的制度、思想与文化对日本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随着日本国家发展战略整体转向欧美，中日文化交流明显减弱，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环境亦随之调整。中国现当代文学植根于近代社会深刻变革语境，既折射出历史传承中相对稳定的 “中国精神”，又展现了当代中国独特的社会与文化景观。其在日本的出版与传播不仅关系到日本读者对中国社会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中国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判断。因此，系统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的出版与接受状况，具有较为突出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

目前，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出版传播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总体上仍以作家或作品为中心，侧重文本阐释与个案分析 [1-3]，对整体出版格局的系统性探讨相对不足。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应被视为涵盖出版、发行与读者接受等多个环节的综合过程，其传播范围与实际成效有赖于多维指标的共同考察。具体而言，图书馆馆藏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部文学作品的传播广度 [4]，而图书销量与读者评价则有助于观察其在市场层面的传播成效。本研究选择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书目和日本亚马逊书籍销售排行榜作为数据来源。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是日本唯一的国家级图书馆，日本国内出版的所有出版物必须向其呈缴，其书目具有较高的完整性和权威性 [5]。基于其馆藏数据进行分析，有助于客观呈现研究对象在日本出版体系中的存量与分布格局。日本亚马逊是日本主要线上图书零售平台，其图书销售排行榜基于平台图书的实际销售数据动态更新。在缺乏公开完整销量数据的情况下，该排行榜已被市场与学界作为图书相对销售表现的代理指标 [6]。这一数据能够从市场层面辅助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图书在日本受众中的在地接受度。

基于此，本研究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日文译本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馆藏数据为基础，辅以其在日本亚马逊平台的销售排名与读者评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的出版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在综合考察历史渊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类型特征与现实问题，从而为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更有效地 “走进” 日本提供经验。本文选取 2004—2024 年作为研究时段，主要基于国家文化政策与国际传播环境的变化。2004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我国对外文化传播更具连续性和规模化。以 2004 年为起点，以 2024 年为终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的出版实践进行阶段性考察，有助于更为全面地呈现其发展轨迹及特征。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日出版数据分析

（一）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数据分析

本研究通过爬虫方式抓取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数据库中原文为中文，出版文字为日文，且出版时间在 2004 年到 2024 年之间的图书数据，共获得 3002 条记录 [7]。依照《日本十进分类法》进行筛选分类，得到中国文学图书数据 1001 条。随后通过在日本亚马逊网站上进行逐一核验，确定 972 本图书有可用的购买链接 [8]。经过数据清洗后，确定符合本文研究目的的中国文学图书数据 841 条 [9]。

1. 图书数量

从馆藏数量来看，2004—2024 年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共收录中国文学图书 841 本，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图书 489 本，中国古典文学图书 352 本，整体收录规模相对有限。

从时间分布看，中国古典文学图书的收录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相比之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图书的年度收录数量波动较为明显，未呈现稳定规律。具体而言，2024 年为收录数量最多的年份，共 44 本；2013 年为最低，仅 9 本 (见图 1)。总体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图书在日本公共文化机构体系中的收录规模仍然有限，其传播范围与制度性接受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2. 图书出版机构

从出版机构情况看，2004—2024 年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录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图书共涉及 110 家出版社。其中 48 家出版社被收录图书超过 1 种，23 家出版社被收录图书达到 4 种及以上 (见图 2) [10]，主要集中于少数具有稳定海外文学出版经验的日本出版社。早川书房 (31 种)、河出书房新社 (20 种)、白水社 (17 种) 以及思潮社 (17 种) 位居前列。上述出版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引进与出版方面各有侧重。早川书房以海外文学、科幻文学与推理文学为主要方向，集中出版刘慈欣、陈楸帆、郝景芳等科幻作家的作品及部分推理作品；河出书房新社长期深耕纯文学领域，较多引介阎连科、余华、残雪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思潮社则以诗歌出版见长，持续推出中国现当代诗人作品集，呈现出较为明确而稳定的选题方向。

相比之下，由中国出版机构海外子公司出版并进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体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图书数量较为有限。2004—2024 年间，仅有中国出版东贩有限公司、尚斯国际出版社、浙江出版集团东京分社和大樟树出版社 4 家机构的相关图书被收录。浙江出版集团东京分社与大樟树出版社均为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的海外分支机构。其中浙江出版集团东京分社被收录数量相对较多，共 5 本，其余机构各仅有 1 本。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出版集团东京分社与大樟树出版社均已于 2023 年注销。

总体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的出版仍主要依赖日本本土出版社运作，中国出版机构海外子公司在文学类图书的出版与传播方面参与度有限，其在日本出版体系中的影响力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3. 图书作者

从作者情况来看，2004—2024 年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收录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除 26 种文集外，其他图书共涉及 201 位中国作家。其中 37 位作者的作品被收录数量超过 1 种，19 位作者有 3 种或 3 种以上作品被收录 (见图 3)。

整体而言，被收录种类数量较多的主要为在国际文学场域中具有较高知名度和稳定译介基础的作家。其中，阎连科和莫言以 12 种图书并列首位。阎连科长期受到日本文学界的高度评价，其作品曾于 2014 年获得日本用户投票评选的 “推特文学奖”(Twitter 文学赏)，足见其在日本读者中的影响力。莫言则被视为继鲁迅之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代表人物 [11]，其创作继承了鲁迅通过文学反思国民性和社会现实的传统 [12]，在日本文学界与出版界均具有较高的辨识度。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日销售状况分析

图书在目标国市场中的销售表现是衡量 “走出去” 实际效果的重要指标。基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数据，本文进一步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图书在日本亚马逊平台上的销售排名与读者反馈情况，以分析其在日本市场的接受状况。

中国现当代文学图书在日本亚马逊平台上的销售排名普遍偏低。样本图书中 93% 的图书排名位于十万名之后，51% 的图书排名在一百万 名之后，进入销售榜单前一万名的图书仅有 2 本，占比极低。上述两本图书分别为刘慈欣《三体》(2024 年 2 月版) 和网络文学作品《海棠微雨共归途》第二部 (2024 年 11 月版)。此外，销售排名进入五万名以内的图书共 15 本，主要集中于刘慈欣、余华等少数作者的作品，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头部集中特征。

读者反馈是评估受众接受度的另一重要维度。通过对日本亚马逊平台读者评分与评论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多数中国现当代文学图书的读者参与度较低。23% 的样本图书未获得任何评分或评论，63% 的样本图书评价数量不超过五条，且多以简单评分为主，缺乏针对作品内容的文字评论。与上述普遍反馈稀少的图书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有 10 本图书的读者评价数量超过一千条，且均为《三体》的不同分册或不同年份版本，2024 年 6 月出版的《三体》评价数量最多，超过 6100 条，显示出该作品在日本市场中的传播效果与读者关注度显著高于其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日出版特点

在前文数据的基础上，结合日本翻译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图书的历史脉络，对样本图书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图书在日出版实践呈现出以下较为稳定的特征。

（一）现实主义 “纯文学” 图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出版的主力军

芥川龙之介认为 “小说的价值与‘情节的趣味性’无关” [13]。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日本出版界将强调艺术性和文学性的作品称为 “纯文学”，将强调情节性的作品称为 “通俗文学”。尽管二者的界限在 20 世纪后半叶逐渐模糊，但以严肃现实关怀和艺术探索为核心、不以娱乐性为主要诉求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日本出版体系中普遍被纳入 “纯文学” 范畴。

就样本图书而言，在日本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图书以纯文学作品为主。2004—2024 年间，日本共出版中国现当代纯文学图书 180 本，占样本总量的 36.8%，涉及阎连科、莫言、刘震云、余华、残雪等多位作家。尽管该类作品在日本市场中的整体销量表现并不突出，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实现了连续出版或多次再版，且多由岩波书店、文艺春秋、河出书房新社等具有较高文化声誉的老牌出版社推出 (见表 1)，构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出版的稳定板块。

日本对中国纯文学作品的偏好具有较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在日本，中国文学的出版实践长期与中国文学研究保持着高度的联动关系。20 世纪 50 年代，竹内好开创了以中国 “同年代” 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路径，由此接触 “五四文学” 并大量翻译介绍鲁迅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作品奠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传播的起点与典范 [14]。在此影响下，日本读者对那些延续鲁迅传统、对中国现实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文学作品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兴趣。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和出版逐步展开。1978 年，岛根大学助理教授西胁隆夫与中日友好协会常务理事工藤静子合作翻译了部分 “伤痕文学” 代表作品。1987 年，竹内好的门下学子市川博、井口彰等八人共同创办《中国现代小说季刊》(以下简称《季刊》)，该刊成为日本系统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平台。《季刊》率先翻译并刊载了余华、残雪、苏童的多部作品。随着《季刊》的持续推介，中国现当代作家逐渐为日本读者所熟知，并由期刊推介逐步转向系统出版。

从样本图书来看，这类现实主义纯文学作品多以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个体经验与精神困境为书写对象，与日本文学传统中重视个体情感体验和内在心理描写的审美取向形成了较强的互文性关联。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凡涉及中国政治或社会议题、并具有较为鲜明批判色彩的作品，往往更容易获得日本读者的关注。相较于其文学价值，这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被部分读者视为观察中国现实的 “社会学材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中国文学 “走出去” 过程中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15]。

（二）科幻小说、推理小说与网络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出版的新生力量

在日本出版语境中，那些注重情节推进、追求通俗易懂并具有娱乐功能的作品通常被归入 “通俗文学”。这一分类是依据作品在艺术性与娱乐性之间的侧重程度作出的相对划分 [16]。通俗文学涵盖爱情、推理、悬疑、历史等多种类型。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慈禧全传》等历史题材小说在日本陆续译介出版，逐渐向日本社会呈现出中国文学更为多元的审美面貌。

综合样本图书的销售排名与读者评论情况，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表现相对突出的作品主要集中于通俗文学领域，尤以科幻小说、推理小说和网络文学最为明显 (见表 2)。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类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日本文学与文化的影响，其在日本市场获得相对积极的回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日文学长期互动所形成的接受基础。

中国科幻文学最受日本市场与读者关注。2008 年，日本最具影响力的科幻杂志《SF 杂志》(SF ﾏｶﾞｼﾝ) 刊发《中国 SF 特集》。在该刊的历史上，以国家或区域为单位的特集极为罕见，仅于 2003 年与 2014 年刊发过《非英语国家 SF 特集》。这充分表明日本科幻界对中国科幻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17]。2014 年，早川书房出版了刘宇昆编译的《北京折叠：中国科幻小说集》，标志着中国当代科幻系统性进入日本读者的视野；2019 年，大森望等人合译的《三体》出版，更成为中国科幻在日本传播的里程碑事件。早在一个多世纪前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科幻小说，在五四以后中国文学重心转向现实主义的背景下逐渐式微 [18]。直至刘慈欣、韩松、陈楸帆等当代作家在吸收英美、日本及苏俄科幻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突破创新，中国科幻才重新迎来新的繁荣，并在日本获得积极回应。

从样本数据来看，2004—2024 年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共收录中国科幻作品 37 部，其中刘慈欣作品 17 部，郝景芳 4 部，宝树、江波各 2 部、陈楸帆 1 部、韩松 1 部，另有 10 部科幻作品合集。在日本亚马逊平台上，这些科幻作品的读者评论数从数千条到十余条不等。在整体反馈偏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图书中，科幻类型显然获得了更为活跃的读者回应，显示其在日本市场中的优势地位。

推理小说是另一类在日本具有一定接受基础的通俗文学类型。明治时期，西方译介推动日本本土推理小说萌芽，并且这一模式在中国晚清社会产生了相似的影响，逐渐孕育出一定规模的本土创作。然而此后中日两国推理文学的发展路径迥然不同：日本推理文学虽一度受到战争影响，但 20 世纪 50 年代已发展为全球推理小说的重要中心并延续至今；而中国推理小说在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短暂繁盛后，于 20 世纪 40 年代趋于衰落。直至改革开放后，随着大量日本推理小说的译介，中国推理创作才逐步复苏。

中国推理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一方面契合了日本社会长期形成的推理阅读传统，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其符合日本推理文学传统偏好。自松本清张开创 “社会派推理” 以来，日本推理文学始终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揭示与批判。因此，日本读者在长期形成对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倾向的认知基础上，更容易关注并接受体现类似特征的中国推理作品。2004—2024 年间，共有 46 部中国推理小说在日本出版，涉及 16 位作家。与科幻类型由少数代表性作家主导的格局不同，中国推理作品在日本呈现出相对多元的作者结构。但从读者反馈来看，其整体评论数量明显少于科幻作品，多集中于数条至数百条之间，其中陆秋槎的《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以 120 条评论居首。

除科幻和推理之外，中国网络文学亦逐步获得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国网络文学的题材开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日本轻小说传播的影响，从日本轻小说中的‘同人、鬼畜、腐与丧’，游戏，漫画等二次元文化空间中汲取养分 [19]。” 中国网络文学常被视为与日本轻小说相对应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当代亚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20]。2004—2024 年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共收录中国网络文学 21 部，题材涵盖网游、言情、盗墓等多个领域。其中，以耽美小说的市场反响最为突出，包括《镇魂》《千秋》《海棠微雨共归途》《病案本》等作品。这一类型作品自 20 世纪 70 年代竹宫惠子创作首部相关漫画以来，在日本已形成规模稳定的读者市场。而中国作品在进入日本市场后凭借庞大的世界观设定和复杂的叙事结构，在这一读者群体中脱颖而出。读者反馈表明，即便在以浪漫情感叙事为主线的网络小说中，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仍实现了润物无声的传播与接受，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创造力与延续性。

（三）选集选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出版的重要形式

长期以来，选集选编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出版的重要形式。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就已经开始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集。1936 年河出书房出版《中印短篇小说集》，收录了鲁迅的《眉间尺》等作品。1940 年，东成社推出《现代中国文学全集》，收录了郭沫若、萧军等当时活跃于中国文坛的重要作家作品。1978 年 10 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不仅激发了日本出版界翻译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热情，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创造了潜在的读者群和市场基础。在此背景下，日本陆续出现规模较大的中国文学作品选集出版项目。

1987 年到 1990 年间，日本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选集》 (全 12 卷)。该丛书系统介绍了王蒙、史铁生、贾平凹、莫言等 11 位中国当代重要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当代小说翻译丛书。该丛书由德间书店出版，并得到社长德间泰吉的直接资助，被评价为 “中日邦交恢复以来的第一个重大项目” [21]。1992 年 10 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的背景下，由早稻田大学岸阳子、牧田英二等学者组成的译者团队推出了《中国新文学》丛书 (全 6 卷)。相较于此前的选集，该系列所涉猎的题材更为丰富，包含了池莉、张承志、乌热尔图等作家反映当代女性生活和少数民族生活的多部作品。

2004—2024 年间，日本共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集 13 部 (见表 3)。这些选集以纯文学作品为主，出版形态多为单行本，其中有两部选集为多卷本丛书。2012 年勉诚出版的《中国当代小说选》(全十卷)，收录王安忆、阿来、王小波、苏童等作家的作品。2004—2009 年间，晚成书店出版《中国现代戏剧集》(全十卷)。这些选集收录的中国文学作品覆盖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多种体裁，涉及伤痕文学、女性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等不同主题，较为系统地呈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翻译选集会形塑读者的口味和阅读期待 [22]，体现了海外对中国文学的选择态度和评价标准的历史嬗变，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风向标 [23]。

三、面向日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走出去” 现实问题与优化策略

推动高水平出版走出去并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已成为中国出版业的重要使命。基于研究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图书出版在日本市场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其传播深度与市场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日本读者的实际评价，可以更为清晰地识别中国现当代文学图书在日本传播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从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优化路径。

（一）传播维度：顺应读者偏好与社会变化，立体化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传播

日本长期以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 “走出去” 的重要目的国。两国在文学体裁、叙事传统与审美观念方面存在深厚的历史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文化理解与接受基础。在此背景下，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有效 “走进去”，在传播策略层面首先需要回应日本读者的阅读偏好及其变化趋势。

读者反馈表明，中国现当代纯文学作品在日本虽未形成大规模市场，但其接受质量相对较高。“与自然对抗、抵抗死亡的主题以及简洁的文风，让我想起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但或许它更加残酷，也更加耐人寻味”，“我读着读着就哭了，这是一个日本人写不出来的故事”。相关读者评价数量虽不多，却往往围绕作品的主题深度、现实关怀与文学表达展开，显示出较强的情感共鸣能力。根据日本出版研究所的统计，2024 年日本出版市场规模为 1.5716 万亿日元，较上年下降 1.5%，连续三年呈现下滑趋势 [24]。在整体市场收缩的背景下，日本读者结构正逐步向中高龄群体转移，该群体对生命体验、社会现实与精神反思的关注，与中国现当代纯文学作品的主题取向具有较高契合度。日本读者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纯文学作品在日本出版市场中的持续发行提供了新的空间。

与纯文学不同，中国网络文学在日本则呈现出显著的年轻化传播特征。从读者评论来看，日本已形成稳定的中国网络文学读者社群，并逐渐发展为具有高度黏性的核心受众，这些读者往往已形成持续追读中国网络文学的阅读习惯。“我还读过其他中国作品，例如《天官赐福》《苍穹山记》等，这些作品我也非常推荐”，“这是一部中国古风奇幻作品，喜欢《天官赐福》《魔道祖师》的人一定会喜欢”。由此可见，中国网络文学在日本年轻读者中已形成跨作品、跨作者的整体认知与口碑传播效应。日本数字出版市场持续增长，2024 年日本数字出版市场份额比前年增加 5.8%，达到 5660 亿日元 [25]。中国网络文学诞生于网络连载机制，其叙事节奏与章节结构高度契合数字化阅读场景。特别是日本市场逐渐普及的按章节付费等纯数字发行模式，与中国网络文学的生产逻辑具有天然适配性。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将有助于中国网络文学以更低的传播门槛、更高的用户触达效率，持续扩大其在日本市场的影响力。

（二）叙事维度：通过个体视角削弱刻板偏见、提升文化共鸣

受众不是传者随意施加影响的消极客体，而是积极挑选传播内容以适应自己的需要 [26]。因此，文学作品的传播若仅停留在文本输出层面，而忽视文化适配与情感共鸣，易陷入内容输出与受众接受脱节的 “文化空转” 状态，难以真正进入海外读者的精神文化空间，从而制约 “走进去” 的实现效果。

从读者反馈来看，部分评价并未聚焦于作品的文学内容或叙事技巧，而是转向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解读，即便在正向评价中，也常夹杂带有既定立场的政治化阐释。现实主义文学由于其社会关怀和批判意识，往往被部分海外读者视为理解中国社会的 “文本材料”，阅读重心集中于制度与问题层面，而非跨越意识形态的人性书写。即便在科幻、推理等通俗文学领域，也不乏对文本内容进行过度社会化、政治化解读的现象。这类接受倾向在长期传播过程中逐渐固化为对中国文学 “严肃” “沉重” “以社会问题为中心” 的刻板印象。不少读者直言 “对中国文学有兴趣，但不喜欢过于沉重的题材”。由此可见，单一强调宏大叙事与批判现实主题，容易强化既有认知框架，反而削弱文学作品的跨文化感染力。

相较之下，贴近日常生活，以 “平民化”“生活化” 为特征的叙事策略，更容易在海外市场产生积极传播效果。彭见明的《那山 那人 那狗》通过邮递员父子的故事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有读者被书中呈现出的中国人民的善良所打动，“书里描绘了像梦一样的中国人民间的信赖关系”，“能感受到中国南方的清新空气、中国人民的热情”，也有读者认为 “从故事中能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相关评价多聚焦于作品所呈现的温情、信任与人性关怀，读者由此形成对中国社会更为亲近、具体的认知。这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共情效果，正是通过 “以小切口展现大图景” 的叙事策略实现的。通过血肉丰满的故事消解文化隔阂，逐步削弱意识形态判断，构建出更具亲和力的中国形象。人物叙事所折射出的时代发展与变化，相比于宏大叙事更具有说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是构建对外传播的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切入口。

通过具体人物与生活经验展开叙事，并承载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文化内涵的作品，往往能够获得更为积极的接受效果。《狼图腾》《我的阿勒泰》等作品都在日本读者中获得了较好反响。读者并未停留于对 “中国” 这一整体的判断，而是从作品所塑造的具体情境与个体经验出发，重新理解人与自然、族群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有读者表示 “作品让我忘记了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感受到了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复杂性与魅力”。对于以单一民族结构为主的日本社会而言，中国多民族社会中不同群体的个体生活经验，能够为其提供直观而生动的异文化冲击。由此，个体化叙事所呈现出的地域差异性与文化多样性，不仅强化了作品的可感知性与真实感，也成为提升中国文学国际传播吸引力的重要资源。

（三）翻译维度：学术交流结合民间力量提升交流效率

翻译既是语言间沟通交流的手段，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 [27]。翻译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效果。

从读者反馈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不乏因译者水平而获得认可的案例。尤其在部分纯文学作品中，读者明确指出译者的重要作用。然而这样的评论仅有少数，多数关于翻译的评论偏向负面，并直接影响读者对作品的整体评价。网络文学作品的译者多非专业人士，其翻译问题直接影响到文本理解。有读者在评论标题中直言 “难读”，并打出一星，指出 “出现了大量无法理解的地方”。纯文学作品虽然较少出现基本理解层面的障碍，却面临 “削弱作品文学性” 的问题。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有读者批评道:“译者为了模仿作家的文风而过度使用长句。但译文未能体现出当时不同社会阶层间的语言差异。” 日语书面语体系层级复杂，如果译者对作品本身的理解不足，就容易出现 “将‘平易’处理成‘轻浮’” 的情况，进而削弱原作的艺术表达。这类批评往往来自文学素养较高的读者群体，而该群体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的重要受众。翻译质量上的缺陷不仅影响单本作品的阅读体验，更会削弱这一群体对中国文学的长期兴趣与信任。

从竹内好开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的翻译和出版就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关系密切，许多作品的引进即源于学者的研究兴趣。从样本图书来看，高产译者多为大学教师或长期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可以说，日本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注度和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学在日出版传播效果和接受度。

在中国文化仍面临一定刻板认知的背景下，译者是否具备跨文化调和能力，能否在译介过程中淡化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冲突，成为影响翻译效果的重要因素，而这种能力往往依赖于多元而丰富的知识储备。因此，在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对日传播过程中，有必要进一步强化中日学术交流，拓展译者的学科背景与知识结构，形成多元化的学者型译者培养机制。译者在双语言、双文化及跨学科视角的协调下，能够译出更流畅、更贴近读者文化语境和阅读习惯的译文。出版机构应重视本土学者与日本学者的学术交流情况，关注日本学者的研究专长，主动深入日本学界，建立并维持有效联系，以便为长期出版合作积累高质量译者资源。

除了依赖专业学者之外，还应充分动员多元化的民间力量，尤其是在翻译门槛相对较低的网络文学领域。中国现当代文学图书在日本的翻译传播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本自学汉语者的参与。20 世纪 80 年代，通过日本放送协会 (NHK) 中文广播或学校汉语课程自学汉语的普通民众，翻译了大量中国小说，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出版 “黄金时期” 的出现 [28]。在当前中文学习日益普及的背景下，民间翻译人才仍具有较大潜力。出版机构可在翻译制度上进行探索与创新，通过建立翻译平台与译者人才库，向具备中日互译能力的爱好者开放翻译版权，鼓励其试译与投稿，并配套相应的译文审核、质量控制及激励机制。在专业译者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此类机制有助于拓展翻译来源，提升翻译效率，在保证基本质量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民间译者在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的补充作用。

（四）营销维度：因地制宜结合多模态表达重构受众接受场景

提升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市场中的受众接受度，有必要系统强化海外营销与推广环节。在持续深化与日本主流出版机构、媒体及文化产业主体合作的同时，更需充分尊重日本图书市场既有的运作机制与读者消费习惯，实施因地制宜、精准导向的推广策略。

首先，应高度重视各类图书榜单在日本读者购书决策中的引导作用，通过多渠道运作提升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相关榜单中的可见度。日本读者在接触陌生的海外文学作品时，往往高度依赖权威榜单作为参考依据。“本来对中国推理不感兴趣，因为是‘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海外版第一名才读”，“这本书入选‘2023 年周刊文春推理 BEST10’，果然有趣”。可见，榜单在降低读者选择成本、引导阅读兴趣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日本出版市场长期依托类型细分、层级清晰的文学奖项进行作品筛选。目前日本举办的文学奖项超过 170 种，覆盖纯文学、推理、科幻、非虚构作品、诗歌等各个门类 [29]。相关奖项在日本读者群体中具有较高公信力，作品即便仅进入提名阶段，也能够获得显著的市场放大效应。例如获得 2025 年 “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 海外版第一名的《两京十五日》，销量与读者反馈明显优于其他中国推理小说。由此可见，围绕重点榜单与文学奖项开展有针对性的申报与推广，有助于以相对有限的成本实现较高强度的市场曝光。

其次，应系统提升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书评体系中的能见度，主动引入当地文学界与学术界的权威声音参与推荐。书评在日本出版生态中具有重要地位，对读者购书决策具有显著影响。日本五大主流报纸以及发行量最大的期刊《周刊文春》中均设有固定书评栏目，其他报刊中的书籍评论数量亦十分可观，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书评整合平台。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亦提供专门的书评检索服务。参与书评撰写的多为日本名校教授、专业编剧或知名作家。日本读者极为信赖书评推荐，读者评论中出现了大量 “这本书出现在了报纸的推荐栏中”，“我遇到这本书的契机是《朝日新闻》的推荐”，“2021 年《朝日新闻》的‘好日好书’栏目推荐了这本书”，“我信赖的书评家强烈推荐了这部作品” 等。这表明书评往往是日本读者接触并购买中国文学作品的重要触发因素。因此，通过与日本主流媒体和文学界建立稳定合作关系，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进入日本书评体系，有助于增强作品的权威背书与市场信任度。

最后，在尊重本土市场规则的基础上，还应充分发挥中国文学产业在 IP 整合与多模态开发方面的既有优势。以统一的故事内核为中心，通过图书、影视、动漫等多种媒介形态协同推进，已成为中国文学产业较为成熟的发展路径。从日本读者的反馈来看，中国文学作品与影视改编之间已形成良性互动，构建起复合型的文化消费体验。“看完电视剧后来阅读的”，“因为电视剧来看的，虽然内容和设定有所不同，但都非常有趣” 的评论屡见不鲜。有读者评论说，“因为我不善于从文字中想象，所以边看电视剧边阅读，看到相同的部分时身临其境”。多模态叙事通过在不同媒介间构建统一而连贯的故事世界，拓展了文学内容的传播路径与感知维度。以故事为核心，以多模态为依托，并综合利用 VR/AR、AI 等技术驱动，将文学内容转化为可交互、可感知的数字对象。有助于重构海外受众的接受场景，弱化文化隔阂，增强情感联结，以技术赋能重构叙事逻辑，最终实现从 “文化输出” 到 “文化共鸣” 的范式转型。

四、结语

文学作品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出版与接受，并非单向度的传播，而是由语言转换、出版制度、市场机制与文化中介共同塑造的复杂系统。本文基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数据与日本亚马逊平台的销售数据及读者反馈，对 2004—2024 年间中国现当代文学日译版本在日出版的整体面貌进行了考察，从实证层面分析了其在日本市场中的结构特征与现实局限。

研究显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已有部分纯文学作品及科幻、推理等类型文学进入了日本读者的阅读视野。然而从整体出版规模与市场能见度来看，其传播仍呈现碎片化特征，尚未构建起稳定、可持续的规模化出版体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的接受状况不仅取决于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更深受译介主体、出版中介结构以及本土文化评价体系的影响。在跨文化传播情境中，理解差异与选择性接受并非传播失败的标志，而是不同文化系统发生接触时的常态现象。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消除差异，而在于通过有效中介降低理解门槛、延展共鸣空间，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以内容输出为中心的 “走出去” 叙事，将重心更多转向海外读者的接受机制与选择逻辑。

受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所限，本文主要从馆藏收录与电商平台两个维度切入，对出版前端的选题策划、版权谈判、营销投入等环节尚未展开深入讨论。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编辑与译者访谈，对中国文学作品在日出版的运作机制进行考察。此外，数字平台算法推荐机制、多模态 IP 开发模式等对中国文学作品在日本出版传播结构的影响，亦有待在后续研究中予以系统探讨。

参考文献与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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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注：图书数据抓取时间为 2025 年 3 月 20 日至 2025 年 3 月 25 日。
[8] 注：日本亚马逊网站手动搜索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11 日至 2025 年 4 月 15 日。
[9] 注：本文中所指的符合研究目的的中国文学图书指在日本亚马逊上有购买链接的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文学图书，不包括儿童图书及作者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原出版地为中国台湾地区的图书。
[10] 注：本文中同一本图书的不同年份版本归类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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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王子娴，浙江传媒学院出版学院讲师；

崔波，浙江传媒学院出版学院教授

文字来源 | 王子娴 崔波

美术编辑 | 周琰清

责 审 | 孙利朋

终 审 | 方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