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网络文学、网络短剧、网络游戏为核心的数字出版“新三样”，凭借原生数字化基因与算法驱动实现集群式出海。在这一浪潮中，新加坡作为全球总部布局、资本结算、云服务器节点与算法实验室的显著汇聚点，呈现高度的“新加坡偏好”。系统建构国际站理论范式，指出这一现象本质上是跨国创意资本与中国数字出版要素同新加坡“单边开放”制度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规则供给双向奔赴、共同塑造的“要素—意义转化机制”。中国数字出版要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根本跃迁，需要在微观上加速融合出版进程与产品形态的算力重构，在宏观上借鉴新加坡经验，依托本土自贸港打造数智化国际站，通过前置配置机制完成本土规则供给与全球网络控制力的重塑。

关键词

数字出版出海；国际站；单边开放；DEPA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崔波，应文雯.数智时代中国数字出版出海的国际站路径研究[J].出版广角，2026（5）：39-48.

在全球化深化与数智技术革命交汇处，中国数字出版的海外传播正经历一场前沿范式的剧烈变革。随着原生数字化基因与算法驱动的全面赋能，以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为核心的数字出版产品打破了传统文化贸易的地理边际，实现了集群式的跨境爆发。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宏观视角来看，我国数字出版对外传播体系的建设，亟须在管理政策、内容发行、版权保护、基础设施及文化安全等五个维度进行多元构建［1］。这一框架系统回答了国内支撑体系如何“接”的问题，然而，海外市场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制度型枢纽来“接”住并转化这些要素，仍有待更深入的理论探究。

在这一波澜壮阔的数字文化全球化版图中，一个显著的数据现象正悄然浮现：无论是头部出海企业的全球第二总部布局、跨国资本的结算中心、云服务器的骨干节点，还是人工智能算法的在地化实验室，在数据链条上均高度向新加坡这一核心节点汇聚。这种集群式的“新加坡偏好”，向既有的传播学与文化产业理论提出了全新的现实问题：为什么在本土文化市场容量极小、物理资源极度匮乏的制约下，中国数字出版企业却不约而同地选择新加坡作为出海的战略桥头堡与全球传播枢纽？

面对这一现象，有的学者在探讨中国出版走出去模式时，敏锐地引入了“中介传播”视角，并将新加坡定义为“节点国家”与“文化中转站”，但其理论框架仍普遍带有传统纸质出版、版权合作与宏观地缘政治的路径依赖［1］。传统的“节点国家”理论，主要强调利用新加坡华人占大多数又接轨西方的双重文化身份，通过低敏感度的日常文化翻译来消解“文化折扣”——这显然无法有效阐释数智时代数字出版内容在遭遇技术阵营对垒与数据壁垒时，所必须依托的“算法在地化”“数据合规增值”“制度安全庇护”等高阶中介机理。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小切口的文化产品流动中抽离出来，引入并系统建构数智时代中国数字出版出海的“国际站”理论范式，从“何为国际站”“何以国际站”“为何国际站”等三个逻辑维度展开系统论述。本研究的最终现实归宿与学术关怀在于看清新加坡“成他以成己”的共生逻辑，为中国数字出版行业在微观上通过融合出版加快产品形态的算力改写提供启示，在宏观上依托本土自贸港建设多元文化特区并实施前置配置机制，从而完成从“利用外部中转站”向“在本土自建国际站”的战略跨越，实现对全球数字文化贸易的高水平制度型供给。

一、 何为国际站：数字出版流通的“要素—意义转化机制”

在全球化范式发生结构性重构的今天，国际站已不再是传统地缘经济学或物质贸易视角下先验固定的地理空间，而是多元数智要素在特定场域持续汇聚演化的动态网络节点。国际站表面上呈现为数字出版流量与跨国资本的跨境集散枢纽，实质上是一个深度融通经济规则交换与文化符号互动的复合空间结构。为了准确理解中国数字出版出海的路径演变，必须先从理论上厘清国际站作为“要素一意义转化机制”的底层机理。

1．流动空间中的数智要素交汇密度与网络化嵌入

传统的文化贸易网络往往依赖基于地理区位或行政等级的物理空间，文化产品的流通伴随着漫长的物理位移与线性分发渠道。然而，进入数智时代，以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数字出版产品凭借原生的数字化基因与算法驱动，彻底打破了传统出版物出海的地理边界［2］。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站的形成和崛起不再依赖于绝对的自然地理边界或传统港口禀赋，而是取决于该场域的数智要素交汇密度。

数智要素的交汇密度，具体表现为代码、算力、流量、创投资本以及数据流在特定空间的组织化集聚。数字出版出海需要高度密集的云服务基础设施、敏捷的跨国结算体系、国际化的数字版权风控机制以及对多语种文化数据的海量处理能力。当某一个特定区域能够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部署，提供高密度的技术支撑与资本组织形态时，它就会在全球数字网络体系中展现出强劲的向心引力，引发数字出版骨干企业与跨国资本的集群式进驻［3］。这种高密度的流动累积效应，使得该空间从一个普通的物理节点质变为一个具有全球连接能力的网络化嵌入节点［4］。它不仅是物质和资本的交汇地，还是数智时代流动的控制中枢。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机制在现实中往往通过若干典型数字枢纽空间得以具象化呈现，但其背后所体现的，并非个别国家或地区的局部经验优势，而是贯穿全球数智要素重新配置过程的结构性规律。以新加坡为例，其作为东南亚数据中心枢纽，为中国数字出版企业提供了低延迟且具有高可靠性的算力支持。多家头部平台在此部署云节点，实现全球分发与本地化测试，进一步放大要素集聚效应。

2．通用语言与算法中介下的跨文化转译机制

数智要素的高密交汇奠定了国际站的物理与数字基础，但要完成向高阶国际节点的范式跃迁，该空间必须具备将“物理要素流量”重构为“全球普遍认同”的符号转化能力。跨文化传播学中经典的“文化折扣”理论指出，由于文化背景、语言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异质性，文化产品在跨国流通过程中往往会面临认知偏差，导致其符号价值严重缩水［5］。国际站的核心价值恰恰在于，其能通过内生性的通用语言中介与算法技术中介，构建一个稳定的、跨文化的转译机制。

一方面，国际站以英语等通用语超越单纯的信息告知功能，将自身沉淀为承载多元文化协商的制度化互操作平台［6］。在统一、兼容的话语语境中，中国的数字出版内容能够完成符号的去敏感化与叙事语调的柔性调适。另一方面，进入数智化阶段后，技术与制度的深度耦合正从根本上重写“文化折扣”的生消机制。国际站作为先进算法与大模型试验的在地化场域，通过语义模型微调、文化风格迁移与智能叙事重构，能够将原生的中国文化母体敏捷地进行在地化改写与算法重组［7］。这种算法在地化不仅极大降低了跨文化转译的沟通成本，还将异质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全球受众易于解码、乐于消费的数智创意产品，从而在符号层面实现意义的重构与再生产［8］。

在实践中，一些具有多语环境和多元文化社会结构的节点能够自然承载这一机制，但其核心价值仍在于制度与算法的协同，而非特定地理或人口特征。通过这一机制，国际站能够在跨境流通中形成高度可控的符号价值增值链，为中国数字出版的全球扩散提供稳定且可复制的转译路径。新加坡的双语政策与多元族群结构则为这一转译提供了天然土壤，中国网文在经过本地化适配后，更容易进入东南亚及全球市场。

3．国际站的本质界定：经济规则与意义再生产的复合体

综上所述，国际站的底层逻辑绝非单一维度的物理中转，而是一个高度动态、协同生成的“要素一意义转化机制”。它完成了从“物理要素交汇”向“符号意义生产”的高阶演进。一个成熟的数智化国际站，必然是经济交换规则与跨文化意义再生产深度嵌合的复合体［9］。

在这个机制中，空间基础提供数字与法律框架，跨境商贸和资本的高频流动构成运行基础与动力，通用语言、算法机制及智能化工具则完成跨文化意义的重组与分发。三者层层递进、互为支撑：高密度的要素交汇催生了对数据流动与技术标准规则的需求，高效的内容转译与认同生产又反过来强化该空间的贸易便利性。同时，这种机制能够在全球文化语境中创造可验证的价值增量，使原本分散的创意内容在符合当地规则与用户习惯的前提下，快速形成标准化、规模化的国际产品。

国际站的功能因此远超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中介或物流缓冲区。它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数据与资本合规流通的制度保障，还在“技术一文化一规则”的多维互动中重构价值链，塑造全球数字生态。通过这种机制，中国数字出版出海高度集聚于特定空间，不仅实现跨境资源优化配置，还赋予文化产品全球适配性与合规化外衣，使中国数字创意要素能够在国际规则环境中安全、高效地实现价值转换与传播。这一复合型功能正是国际站作为现代数字出版枢纽的本质所在。

二、 何以国际站：新加坡“制度型供给”与DEPA规则的催化

如果说“何为国际站”在理论层面上廓清了数字出版流通的转化机理，那么“何以国际站”则需要进一步回答：新加坡作为一个缺乏本土市场体量与物理资源的城市国家，究竟如何在多重约束条件下逐步演化为全球数字出版出海的关键性枢纽？从生成逻辑上看，这一范式跃迁并非纯粹的资本自发性集聚，而是新加坡将其历史自由港制度基因进行数智化重构，并依托“制度型供给”在数字治理规则层面实施精准弯道超车的结果。

1．历史路径依赖与智慧国战略的数智跃迁

新加坡能够跨越“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先天尺度约束，成长为数智时代全球性数字出版的国际站，首先源于其将历史地缘嵌入性转化为数字治理红利的主动治理干预。港口贸易体系与多元族群结构是新加坡成为国际站的重要历史积淀基础，新加坡的港口与城市经济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双向促进效应［10］。莱佛士时期，新加坡便确立了自由港制度，逐步形成高度兼容的商事规则体系。这一制度不仅保障了跨境贸易的高效流动，还促成了多族群、多语言环境下的人才聚集，为现代数字经济时代的要素集聚提供了制度基底［11］。与此同时，新加坡历经建国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历史节点，逐步培养出制度敏捷性和治理韧性，这种历史路径依赖为其后续的数智化跃迁提供了独特的优势。

进入数智时代，新加坡并未满足于传统港口和金融枢纽的角色，而是通过前瞻性部署“智慧国”战略，敏捷地捕捉到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构性红利［12］。在具体推进中，这种国家干预呈现“饱和式投入”的特征。新加坡不仅在本土全面铺设了高速光纤和绿色数据中心，还通过出台《国家人工智能战略2.0》，推动大数据、算力矩阵向文化产业、金融等核心领域渗透［13］。这种操作带来的直接后果，使新加坡从一个被动的物资中转站，系统性蜕变为一个具备多语言文化数据吞吐能力的“数智化中介平台”。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技术红利与制度弹性的深度咬合，直接重构了全球创意资本的流转成本，它甚至在底层逻辑上改写了国际传播学中经典的“文化折扣”生消机制。这一跨越式的规则重塑，恰恰为新加坡争夺全球数字经济的话语权提供了治理底座。

我们可以把视角切到当前爆发式出海的数字出版“新三样”上。以网文和海外微短剧为例，这类中国原生的文化产品，在跨越地缘和语境时通常面临极高的“溢出损耗”。但在新加坡的国际站模式下，局势发生了扭转。依托本土超过70%的双语人口红利、亚太地区最顶尖的AI算法实验室，以及承载全球超大份额的跨国云服务器节点，新加坡能够对出海的网文和微短剧进行高精度的语义解构与本土化重组，有效对冲了跨文化的符号价值折扣。

2．DEPA的制度创新与全球南方规则供给

当前，全球数字出版在跨境流通方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地缘政治的碎片化使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与此同时，西方国家频繁设置所谓的“技术高墙”，加之各国对数据主权的严格要求，使得出海企业不得不承受高额的合规成本和潜在风险。在这种复杂环境下，新加坡的国际站模式显得格外突出。它并未仅仅依赖物理流量的吸引，而是主动承担全球数字治理体系中的制度供给者角色，成为跨国数字出版企业和资本的重要制度中介。

由于全球多元文化产品、跨国创意资本与超高密度的数字要素长期在国土高效汇聚，新加坡获得了对数字文化贸易进行解释、定价与规则编织的天然合法性。在此基础上，新加坡率先推出并主导了《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DEPA并非传统意义上利益对等的贸易保护协定，而是为全球南方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量身定制的、具有高度包容性与模块化特征的制度型供给。这一协定覆盖跨境数据流动、电子支付、数字身份认证、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及无纸化贸易等数字经济关键领域，并提供统一、可预期的规则标准，从而显著降低跨境数字内容流通中的制度摩擦和合规风险。

从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需求来看，DEPA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数字贸易规则本身。更重要的是，它尝试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一套相对清晰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数字治理方案。对许多数字产业仍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自主建立完整的数字治理体系往往需要较高的制度成本，而DEPA在数据流动、电子支付和数字身份认证等领域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规则框架。对中国数字出版企业来说，这种制度安排同样具有现实价值。过去，企业进入不同国家市场时，往往需要面对各不相同的监管要求和合规标准，既增加了运营成本，又延长了市场进入周期。借助新加坡这一国际站，部分规则适配工作能够提前完成，数字出版企业在进入新的目标市场时拥有更稳定的制度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技术竞争加剧、数据监管趋严的背景下，这种制度环境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它不仅巩固了新加坡作为数字治理试验场和区域规则节点的地位，还帮助数字出版企业在海外运营过程中更早地考虑版权合规、数据安全以及算法治理等问题。这样一来，数字出版企业能够将更多资源投入产品优化和市场拓展，而非反复应对不同市场的制度摩擦。正因如此，新加坡吸引的已不仅是数字出版企业本身，还包括大量跨境资本、技术服务商和内容运营团队。海外总部、云服务节点以及算法团队持续向这一空间集聚，反映的并非单纯的区位优势，而是制度环境所形成的长期吸引力。这也是新加坡能够成长为全球数字出版重要枢纽的重要原因。

3．“成他以成己”的单边开放与共生逻辑

新加坡能够成功推出DEPA，并在国际站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对“单边开放”理论的灵活应用与探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多边规则陷入僵局的背景下，单边开放是一种超越零和博弈的制度自信［14］。

新加坡的国际站模式，内核其实是一种“成他以成己”的共生逻辑。眼下外部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在这种逆风局里，新加坡没有选择被动适应。相反，它通过走在前面的规则设计和单边制度输出，对全球创意资本实施了一场“降维吸纳”，甚至在版权管理上放宽口子，允许人工智能进行数据挖掘。

从深层来看，新加坡没有仅仅停留在数字文化的接收端或市场消费者角色。它通过主动消除规则壁垒，建立一定程度上标准化的互操作平台，把外部涌入的“要素流量”转化为可控的“制度资产”。这些资产不仅让数字出版企业能够顺利进行全球策划、跨国结算与海外分发，还通过规则嵌入与制度标准输出，强化了新加坡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枢纽作用。在这种机制下，文化流动不再仅仅依赖地缘优势，而是被深度制度化。因此，新加坡在文化和经济两个维度上都获得相对的战略主动权。

三、 为何国际站：融合出版创新与本土国际站的制度型供给

探讨数智时代数字出版出海国际站机制的终极价值，不能仅仅停留于对外部枢纽的经验赞叹，而应观照中国数字出版如何打破路径依赖，逆势重塑全球要素流动网络的控制力。明晰新加坡“成他以成己”的共生逻辑与DEPA规则的催化机理，可为我国在不确定性时代深化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推动数字出版从走出去向走进去跃迁提供宝贵的微观技术镜像与宏观战略参照。

1．传统走出去的单一输出依赖与适配瓶颈

首先，中国出版国际传播实践中普遍存在“单一输出”模式的路径依赖，即主要依靠国家力量和大型出版机构，直接面向海外市场进行线性、直达式的硬性传播。这一模式的核心逻辑是从供给端出发，将文化内容通过国家主导的渠道、海外出版机构或国际书展直接投放至目标市场，强调数量的快速提升和覆盖面的快速拓展。这种传统模式虽然在宏观政策推进上效率极高，但由于将海外受众视为被动接受的线性客体，往往忽视了跨文化传播中复杂的中介机制与再语境化过程。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符号理解、叙事逻辑、审美偏好均存在显著差异，直接的内容输出往往难以实现文化意义的精准传递，导致“文化折扣”问题突出。

其次，传统模式高度依赖单一机构或政策支持，缺乏灵活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能力。出版机构在海外运营中，不仅需要应对不同国家的数据合规要求、版权法规和支付体系，还需在用户数据、算法优化及内容分发策略上进行高成本调整。缺乏中介化、制度化平台的支撑，数字出版企业不得不以自身资源逐步试错，增加了运营风险和成本。

数字出版集群式集聚新加坡的现实表明，数字创意产品在走向全球语境时，无法依靠单向的文化灌输，必须深度嵌套进一个具备规则庇护、算法在地化与资本流转能力的“中介空间”之中［15］。在这一中介空间中，数字出版产品不再只是被动输出的文化载体，而是嵌入全球要素网络、规则网络和技术网络的活跃节点。这种嵌套不仅提高了产品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可接受性与市场适应力，还为中国数字出版企业从“内容输出”向“全球运营能力建设”转型提供了实践经验。换言之，传统走出去的单一输出模式之所以受限，并非文化内容本身缺乏吸引力，而在于缺少能够承接复杂全球环境、实现制度与技术适配的战略中介平台。

2．制度授权与实践反哺

中国能否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跃迁，关键不在于内容是否具备吸引力，而在于能不把已有的政策意图与实践能力转化为可对外供给的制度能力。考察相关政策演进与出版实践不难发现，中国已站在这一转化的临界点上，但尚未完成最关键的耦合。

就政策而言，中国数字出版政策已为走进去提供了能力授权，但尚未铺设“规则供给”的制度出口。2022年《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与《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相继出台，标志着政策重心由“把内容送出去”转向“把生产体系与数据要素重构好”；后者更明确提出参与乃至主导文化数字化国际标准，隐含从“规则适应者”转向“规则制定者”的战略意图。然而政策落点仍主要朝向国内能力的夯实，缺乏一条把这种“标准雄心”对外释放的制度通道。

就实践而言，一个更具反思性的判断是出海越成功，越暴露出规则控制权旁落的结构性风险。文化“新三样”出海的成功用事实回应了“文化折扣”能否被技术化解的疑问，但这些成功大多数是在“嵌入他者国际站”的前提下取得的——企业掌握了内容与算法，却把云节点、跨境结算与合规规则的控制权让渡给了新加坡等外部枢纽。这意味着中国出海主体仅占据了“要素一意义转化”链条的前端，而把决定价值分配的规则后端交给他人，形成“前端繁荣、后端受制”的反差，因此，中国出海主体的能力越强，自建国际站的需求就越紧迫。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走向本土国际站并非复制新加坡，而是选择一条与之相反的路径——新加坡以制度弹性弥补市场与产业的匮乏，中国则坐拥超大规模市场、全产业链出海能力和海量数据，所缺的只是一个把这些要素“反向凝结为规则”的制度容器。如何把分散的政策红利与实践能力收束为对外可供给的规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3．从微观算力重构到宏观规制供给

（1）微观重构：融合出版进程与产品形态的算力改写

面对数字出版出海的瓶颈，中国出版业在微观层面的破局之策，在于彻底改造自身的产品形态，加快融合出版进程。

一是借助外部中转站的缓冲功能。在现阶段，我国数字出版企业应当充分利用具备新加坡特质的国际站，将其作为出海的柔性缓冲带与跨文化转译基地。新加坡的双语环境、多元文化交融及成熟的跨境支付体系，为我国数字出版企业提供了制度、技术和文化三重支撑，使企业能够在内容进入目标市场前完成本土化测试、受众调研和策略优化。这一缓冲功能不仅有助于降低初期市场的试错成本，还为内容迭代提供了实时反馈机制，使数字出版产品能够在跨文化传播中更加敏捷、精准地适配不同市场的需求。

二是深化产品形态的数智化改写。中国出版业必须摒弃传统将数字出版等同于“纸质书电子化”的狭隘认知，充分认识数智时代内容生产的全新逻辑，利用AI Agent、语义大模型、风格迁移与智能编辑等前沿算力技术，在出海前对文化内容进行深度解构与再编码。通过将庞大的意识形态或异质文本转化为可计算、可动态适配、精准契合目标国本土受众阅读习惯的敏捷数智资产，实现数字出版内容的“自适应跨文化转译”［16］。这一过程不仅能显著降低文化折扣，还能通过数据反馈实现迭代优化，以及内容生产的闭环增值［17］。

三是生产流程的整体重构。在传统出版链条中，创作、编辑、排版和分发各环节相对独立，数智化融合出版要求这些环节与数据分析、用户行为监测和算法优化深度耦合，使内容生产具备高度敏捷性和实时响应能力。在出海实践中，这种微观重构能够将复杂的跨文化传播任务转化为可操作的算法参数，从而降低运营风险并提升全球市场适应力。

（2）宏观跃迁：从“利用中转站”向“自建国际站”的战略转向

微观层面的算力重构解决了“产品能不能走出去”的问题，但应把这种产品能力升格为持续的制度能力，“利用外部中转站”终究只是中国数字出版在特殊地缘环境下的权宜之计。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全球最庞大数字创意基础与算法产业规模的数字出版大国，不能长期依赖外部枢纽进行规则中转与合规增值。推动文化走出去只是基础性工作，自身培育并供给具有全球控制力的数字文化贸易规则，才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质。因此，我国数字出版出海的宏观战略，必须经历从“利用中转站”向“在本土国土上自建国际站”的根本转向。其核心并非简单复制新加坡模式，而是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数字基础设施和产业生态的基础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站发展道路，实现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供给者的角色转变。

建设作为“多元文化特区”的自贸港，是这一战略的重要抓手。中国可积极吸收国际先进经验，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深圳前海、上海自贸试验区等具备开放基础、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开展机制性的制度创新探索。通过在这些区域内率先推进数字领域单边开放试验，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数据流动机制、数字商事规则和跨境版权治理体系，打造兼具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与跨文化转译能力的数智化国际站矩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训练数据、跨境数字服务、数字身份认证以及版权确权等新兴领域，应发挥自贸港“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为未来数字文化贸易规则创新提供实验空间。

与此同时，应建立数字出版出海的“前置配置机制”。依托自贸港较强的制度弹性与国际资源聚集能力，广泛吸纳全球创意人才、国际出版机构、技术服务商以及跨国资本参与数字出版生态建设。使出版产品在正式进入海外市场之前，能在本土国际站内部完成版权合规审查、国际通用语转译、算法在地化优化、内容风险评估以及目标市场用户测试等关键环节，实现从“产品生产完成后再出海”向“按照出海需求进行前置化生产”的模式升级。通过将跨文化适配、规则对接与市场验证前移至国内完成，不仅能够显著降低出海试错成本，还有助于提升数字出版产品的全球适配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本土国际站的建设将推动中国数字出版从内容出口导向迈向规则供给导向。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出版机构、数字平台和创意企业在中国国际站内部开展合作，中国不仅能够输出文化产品，还能够逐步输出数字出版标准、数字治理经验以及跨文化传播方案。届时，中国国际站将不仅具有文化传播功能，还会成为全球数字文化要素配置中心和规则创新平台。这种从“借港出海”到“筑港聚海”的战略跃迁，正是中国数字出版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从参与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的关键一步。

4．以高水平制度型供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通过在本土国土上自建国际站矩阵，中国数字出版能够系统性破解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路径瓶颈，将流量优势转化为安全可信的制度资产。更重要的是，这将推动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规则重构背景下，重新塑造数字文化要素流动网络中的组织能力与规则影响力。国际站的价值不仅在于促进文化传播，还在于培育数字时代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型制度载体。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仍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数据流动、数字版权、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尚未形成兼顾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制度框架。在此背景下，中国数字出版的发展不应停留于借助既有规则拓展市场，而应逐步实现从规则适应者向规则供给者的转变。依托海南自贸港、深圳前海等开放平台，我国有条件探索形成更加开放、包容且具有国际兼容性的数字出版规则体系，并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新的制度选择。

从利用他者的DEPA规则，到在本土国际站内部探索中国主导的数字文化贸易规则，中国数字出版出海的战略重心正在从“产品输出”向“制度供给”转变。这种以单边开放为基础、以规则创新为驱动的发展路径，是数字出版产业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方向，也是在数智时代以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通过建设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规则创新能力的国际站，中国有望从全球数字文化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进一步成长为数字文化治理体系的重要建设者。

四、新加坡打造数智化国际站的思考

1．从产品流动回归制度型供给

本文将新加坡置于全球流动与数智变革的双重坐标系中，系统解构了其作为数字出版出海国际站的生成逻辑与运行机制。研究表明，国际站作为一种超越传统物理中转功能的复合型网络节点，其核心生命力在于构建了“要素一意义”的转化闭环。

促进中国数字出版出海，走出去只是表象，数字治理的制度型供给才是实质。新加坡经验表明，国际站用以对抗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底层密码，恰恰在于对“单边开放”理论与DEPA规则供给的能动实践。其竞争优势并非主要源自本土市场规模或文化资源禀赋，而是来自对全球数字要素的组织能力、对跨境规则的协调能力以及对制度环境的塑造能力。换言之，国际站真正输出的并非单一文化产品，而是一套能够降低跨境流动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并提升全球信任水平的制度体系。

由此，数字出版国际传播的竞争逻辑发生深刻转变。过去的竞争更多体现为内容生产能力和市场覆盖能力的竞争，而未来的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规则供给能力和数字治理能力的竞争。谁能够率先构建兼具开放性、兼容性与创新性的制度环境，谁就能够在全球数字文化价值链中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这也意味着，中国数字出版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关键，不仅在于输出更多优质内容，还在于培育能够承载全球数字文化要素流动的新型制度平台。

2．实践限度与结构性张力

国际站所强调的制度优势，并不一定能够与文化创新形成天然统一。稳定、透明且可预期的制度环境，确实能够降低跨境经营的不确定性，也有利于资本、技术和人才的快速流动。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规律往往并非如此。许多具有突破性的创意，恰恰产生于规则尚未完全成型的边缘地带，甚至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试错和风险。当制度体系越来越强调规范化管理和风险控制时，创作者能够自由探索的空间也会随之被压缩。

与此同时，技术治理与文化创造之间也存在值得警惕的矛盾。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算法推荐逐渐嵌入数字出版的全流程，文化内容的生产、分发和消费日益呈现可计算化特征。算法能够显著提高内容匹配效率，降低跨文化传播成本，但其本质仍是基于既有数据规律进行优化。当数字出版越来越依赖算法进行内容筛选与市场预测时，文化产品容易趋向符合主流偏好的“最优解”，而那些具有实验性、突破性和异质性的文化表达则可能被边缘化。从长远来看，这种技术理性主导下的内容生产机制，可能削弱文化创新所需要的偶然性与创造性空间［18］。

更关键的是，开放枢纽与地缘政治之间存在张力。国际站的形成有赖于全球要素自由流动和跨制度协同，但当前国际环境正呈现明显的碎片化趋势。数据主权强化、数字贸易壁垒增加以及技术体系阵营化，使跨境规则协调成本持续增加。作为连接不同制度体系的中介节点，国际站必须在开放与安全之间不断寻找平衡。一旦全球数字治理体系进一步分化，原本依靠中立性和兼容性获得优势的国际站，便可能面临规则选择压力和战略空间压缩的风险，其枢纽地位也将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直接影响。

3．中国路径的打造

明晰这一逻辑闭环，其最终归宿在于构建数智时代中国深化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的破局路径。面对全球技术阵营加速分化、数字治理规则持续重构以及文化出海隐性壁垒不断强化的复杂环境，中国新兴数字文化力量的全球化发展，需要打通跨境流通的现实通道与长期稳定预期的制度性灯塔，以制度供给能力对冲外部不确定性风险。

新加坡“成他以成己”的共生经验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参照镜像：中国出版业应在充分吸收其制度创新内核的基础上，实现差异化转化与本土化重构。一方面，在微观层面加速推进融合出版转型，以人工智能与算力体系重构内容生产逻辑和产品形态，使数字出版从静态的内容载体转向动态演化的数智资产；另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以单边开放与规则先行为牵引，依托具备制度弹性的自由贸易港与自贸试验区域，开展机制性的制度创新试验，逐步形成具有国际兼容性的数字文化治理框架。

若把上述判断落实到操作层面，本土国际站建设恰好契合本文所揭示的三重缺口：制度层面补“规则供给”之口，空间层面收“后端控制”之权，企业层面前移“国际化适配”之序。据此，借鉴新加坡以“制度型开放”构建数字枢纽的经验应从“规则供给一空间载体一企业机制”三个层面系统展开。

第一，制度层面重在推动政策体系由“支持型政策”向“规则型供给”转型。一方面，应加快构建跨境数据流动的分级分类管理机制，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提升一般性文化内容数据的跨境流通便利度，探索建立面向数字出版企业的“白名单+负面清单”制度；另一方面，应推进数字身份认证与版权确权体系的国际对接，探索基于区块链或可信计算的跨境版权登记与追溯机制，降低内容出海过程中的权属不确定性以及交易成本。具体来看，可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制度创新高地先行先试，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型开放经验。

第二，空间层面的实质，是把当前散落于新加坡等境外节点的“后端控制权”，以及云存储、跨境结算与合规裁量系统性收归本土，从而扭转“前端繁荣、后端受制”的面局。具体来看，可建设跨境结算与数字贸易服务平台，完善多币种结算、数字支付接口与税务合规服务，降低企业国际运营成本；部署本地化数据处理与云计算基础设施，实现内容分发与用户数据的区域化处理，以适应不同法域的数据监管要求；构建多语种内容转译与文化中介体系，通过专业化翻译、在地编辑与文化顾问机制提高内容的语境适配能力；构建算法实验与测试环境，支持企业在不同市场环境下进行推荐模型调优与合规验证。

第三，企业层面的关键，在于改写出海的时序逻辑：传统模式注重“先生产、后适配”，国际化要素始终是事后的成本项；“前置配置机制”则把目标市场的规则、算法与审美由“后端适配”内化为生产函数的初始变量，使适配由“被动补救”转为“主动设计”。

总体来看，上述三方面路径并非彼此孤立，而是构成从制度供给到空间载体再到企业行为的递进关系：制度创新为国际站建设提供规则基础，空间节点为企业出海提供功能支撑，企业机制重塑则是实现走进去的关键执行环节。只有三者协同推进，才能在全球数字出版网络中形成具有持续影响力的中国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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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崔波，浙江传媒学院国际传播智能计算实验室，浙江传媒学院出版学院；应文雯，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此文刊发于《出版广角》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