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地方出版社怎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宁波出版社以版权为起点、以专业为原点、以长期主义为底色，在坚守与突破中探索了一条差异化路径。

文/陈思吟 靳羽泉 袁志坚

去年，宁波出版社圆满达成“亿元社”目标，图书板块实洋约9100万元，利润也超额完成考核指标。

宁波出版社社长袁志坚毫无保留地分享了他深耕行业多年的实践与思考。从他的讲述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家地方出版社的突围之路，更感受到了一位出版人对“守正创新”这四个字的深刻理解。

立足本土：城市出版社的“三文鱼”生存之道

问：在全国出版格局中，城市出版社处于怎样的位置？宁波出版社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袁志坚：全国10多家城市出版社，虽然发展路径各异，但有一条共同经验，那就是立足地方，深耕本土文化。宁波出版社在选题策划上，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也不忽视对红色文化和当代先进文化的呈现。

宁波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宁波出版社提供了独特的选题优势，也为宁波出版社赓续文脉积累了宝贵的出版传统。1930年，著名藏书家、文献学家张寿镛详细调查了四明文献的存佚，编刊《四明丛书》前8集，这是宁波历史上第一部郡邑丛书，也堪称民国郡邑丛书之最。张寿镛以及宁波历代致力于播火传薪的先贤，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出版人理应崇敬、追随和效仿的榜样。

问：您提到“天下之士”这个概念，对今天的出版有什么启发？

袁志坚：张寿镛先生当年编《四明丛书》时说：“一乡之士而皆天下之士。”这是对孟子思想的发扬，张寿镛先生的境界很高，不要觉得宁波的乡邦文献只是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谱系以及其中关联的思想谱系是属于天下的。《四明丛书》不仅只是发扬浙东之学，不仅只是发动一地风气，而且是对文化中国的彰显，是对天下观的守护、传承。这样的编辑思想，体现的是大气象、大格局。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是一乡之士也是天下之士，他们所倡导的“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实理实学”，是思想价值，更是精神气质，不受地域限制，也不受时代限制，这些早已融入宁波人的血脉基因。

做出版要有文化担当。我们要有意识地把“天下之士”的精神延续下去，要看到出版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讲“人文经济学”，人文和经济是互相激发的。出版行业有意识形态属性、文化属性，也有商品属性、经济属性，以人文经济学视域来看出版，城市出版社深耕地方文化，并不是为地域所局限，而是要有长远的历史眼光，要有务实的现实关怀，宁波先贤早已启发我们体用结合、躬行实践，以天下为己任。

问：宁波出版社在深耕本土文化方面形成了什么样的产品特色？

袁志坚：宁波出版社的地方特色产品线，可以用“三文鱼”来概括，即长期布局文献、文史、文学这三条产品线。文献产品线，近几年主要是围绕《四明文库》来打造。在中共宁波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宁波出版社于2021年启动了宁波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乡邦文献编纂出版工程《四明文库》。《四明文库》计划分甲、乙、丙三编（即古代文献编、近现代文献编、当代文献编）分期实施，甲编一期工程已于2026年上半年完成了经、史、子的编纂出版任务与部分集部和丛部的编纂出版任务，已刊行362册，收录古代文献488种。二期工程的规模与一期工程差不多，主要包括明清时期的部分集部文献和《天一阁流散书丛刊》。

各地近些年实施乡邦文献整理出版工程的做法有很多，《四明文库》的做法有如下特色：一是将古籍整理出版与学术研究成果出版结合起来，例如针对朱舜水研究的不足，宁波出版社组织整理了迄今最为完备的《朱舜水集》，出版了徐兴庆教授的专书《跨国界的文化传释：朱舜水与近代中日人物的文明史观论》，学术界对这两部书的评价非常高。每一种文献，我们都约请专家撰写提要，介绍版本信息、作者信息、内容信息以及出版价值。

二是同步建设数据库，便于学术检索、研究。三是开展学术普及活动，例如编写出版《宁波古籍中的传世之作》《四明三千里：诗话浙江（宁波卷）》等，举办“《四明文库》大讲堂”。另外，推动《四明文库》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版本馆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早稻田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密歇根大学等海内外机构。《朱舜水集》和《天一阁流散书丛刊》（第一辑）分别被列入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重点古籍整理项目。

文史产品线，主要围绕宁波的史前文明、青瓷文化、海丝文化、藏书文化、商帮文化、院士文化、民俗文化、阳明文化、浙东学术文化和红色文化等出版学术著作和普及读物，开发了“宁波帮研究数据库”“宁波方言客户端”等数字产品。文学产品线，主要是用文学的方式讲好宁波故事，包括纪实文学、长篇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等不同体裁的出版物。

文献、文史、文学这三条产品线，出版数量每年都达到百余种。小切口也可以做好大主题，近几年来，《中国琉球文献史料集成》《中国竹刻扇骨》《二十世纪昆曲艺术家研究书系》《宁波传统村落田野调查》《青少年网络素养读本（第一辑）》《向海而生8000年：从井头山到河姆渡》《近现代宁波商帮文献史料整理研究丛书》等图书都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回归原点：版权是出版的“命根子”

问：在数字化和AI的冲击下，出版的本质变了吗？

袁志坚：无论技术如何变革，出版的本质始终未变，那就是生产和传播知识，而其中的核心价值凝聚为“版权”。我们现在也管它叫IP，IP的本质就是版权。就权利、权益主体而言是copyright，就价值和使用价值而言是intellectual property，copyright偏重于可复制可传播的成果，intellectual property偏重于创造性的成果。

版权是什么？其内涵可从三个层面进行阐释：其一，版权所涉及的知识生产须具备原创性。其二，版权为制度性知识生产所确定，古代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已形成完备体系，今天的出版活动受到更为严格的规范，政治、文化、法律、科技等诸多力量构成出版的边界，出版作为知识共同体的一种塑造力量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之一。近几年，国家版本馆围绕版本的典藏、展示、研究与交流开展了诸多重要工作，这也是对版本资源、版权资源活化利用的制度性安排。其三，版权所涵盖的知识生产具有可交易性，能够进行复制、买卖、转化、翻译及输出等操作，这是出版机构在产业发展方面所依靠的核心竞争力。

衡量一个出版机构的发展实力、发展潜力，最重要的是看它开发、积累、挖掘、转化、运营版权的能力。对城市出版社来说，最核心、最不可替代的是版权，以后除了传统出版项目，版权还可以向文创、文旅项目转化，向知识服务项目转化。没有版权的含金量和版权的能见度，图书的生命力是不强的。

当然城市出版社在这方面也存在一些短板、不足。从原创性因素来说，城市社还需要提高内容策划能力，需要想办法跳出地域思维来提炼、擢升选题的价值。从制度性因素来说，目前学术出版的评价体系对城市出版社是不利的，绝大部分高校老师因为KPI的压力，不得不将书稿交给“一级出版社”，在城市出版社出版专著，不能够为他们的职称晋升或科研工作量考核提供“分数”。从交易性因素来说，城市出版社作为单体出版社，缺乏同大型出版集团竞争的渠道优势。要弥补这些短板、不足，只有尽可能提高选题质量和书稿质量，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适合自己的赛道，练好自己的内功。如果内容竞争力立不起来，就没有本钱，数字出版、互联网出版、智能出版，都离不开优质版权的源头活水。源头枯竭，上游缺水，这条河就断流了。如果我们担忧出版的未来，其实担忧的是优质版权的匮乏，担忧的是在新的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的格局中，出版机构的专业优势越来越弱了。

问：您提出了“资源版权化、版权数据化、数据资产化、资产确权化”的四步路径，能具体讲讲吗？

袁志坚：“资源版权化、版权数据化、数据资产化、资产确权化”的四步路径，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将多年积累的内容数据转化为可流通、可交易的版权资产，为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025年，宁波出版社圆满达成“亿元社”目标，图书板块实洋约9100万元，利润也超额完成考核指标。我们的规模不大，现有员工90人，年出新书380种左右，重印图书800多种。宁波出版社的营收结构还是以传统出版为主，“十五五”期间，要提高营收和利润，单纯依靠传统出版肯定没有出路，还是要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产业机构和组织结构，按照“资源版权化、版权数据化、数据资产化、资产确权化”的路径，将内部流程设置、内设机构设立、考核制度设计、人才队伍设岗、智能技术设施等进行系统性变革，用基于版权和数据的逻辑来重塑业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我们以前讲码洋、实洋，是造货思维、工业思维，以后讲数据、资产，是服务业思维、知识经济思维。虽然做纸书目前还有空间，但是未来一定要跳出纸介质，打造新场景，释放出版业的想象力。

专业化带动市场化：小赛道上做“大文章”

问：您提到的“三文鱼”模式，对其他城市出版社有借鉴意义吗？

袁志坚：对于宁波出版社来说，“三文鱼”模式集中了我们的优质出版资源，促进了出版社的专业化发展，也带动了出版社的市场化进程。其他城市出版社在立足本地市场、传承本地文化方面也做得很不错。我所说的专业化带动市场化，首先是人才的专业化，当我们的编校人才和营销人才熟悉自己的出版领域，在业务能力上具备专长，就会逐步了解用户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最怕的是什么书都做，什么书都做不好。

问：“专业化带动市场化”这个理念，具体怎么落地？

袁志坚：10年前，我到宁波出版社任职时，发现出版范围较为宽泛，缺乏明确的专业聚焦，当时的情形有点类似改革开放之初的“三来一补”，包销书、合作书的比重较高。我联想到1998年的国企改革，其中全国纺织行业“压锭”，核心目的在于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淘汰落后产能。出版行业同样面临供给与需求失衡的状况。我提出“通过专业化带动市场化”这一发展理念，目的也是调整我们的产品结构和人才结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与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呈正相关关系，分散资源、缺乏重点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举一个例子。当前宁波出版社正在开拓以“师想力”为品牌的教师读写出版业务，旨在搭建专业化服务平台，助力中小学教师的职业成长。10年前，我们有一个编辑，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的学术背景，做了几本引进版的图书，市场反应较好。我先是鼓励她成立工作室，后来组建了一个编辑部门，专门做教师用书，出版了“焦点解决”“新班级译丛”等系列引进版图书，也开发了有关教师阅读、教育叙事、教研案例、中小学生心理辅导等方面的原创图书。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打造图书、课程、工作坊、社群相贯通，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新业态、新生态，这个新业态、新生态是以用户为中心的，教师既是传统出版意义上的读者、作者，也是专业培训和业务交流层面的参与者、行动者，宁波出版社的角色是平台服务商，是学术、媒体、出版、培训等各方面资源的整合者，是知识共同体的搭建者。这个平台是没有地域局限的，可以复制到各个城市。我们相信，看准一个垂直领域，专业化是能够赋能市场化的。

以项目为阵地：人才培养靠“三句话”

问：在人才管理上，您提出“以项目建设带动人才成长”，那么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

袁志坚：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是专业化，“以专业化带动市场化”，这句话刚刚已经说过了。

第二句话，“以项目建设带动人才成长”。高水平项目是实战的舞台。我本人策划、参与了6个国家出版基金项目、4项国家规划项目。国家项目的标准是什么？要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体现国家学术成果、彰显国家文化影响力，要达到出版行业的国家优质水平（即内容精深、编校精细、设计精美、印制精良）。按这个标准来做书，能全方位锻炼编辑队伍，反对平庸主义，引导创新风气。宁波出版社每年都要求员工申报“我的年度之书”，编辑、校对人员都要有自己的“年度代表作”，营销发行人员也要列出自己的“年度最佳案例”。还有一点很重要，高水平的出版项目往往需要团队合作，有的项目时间周期还比较长，做这样的项目需要专注力也需要协同力。

第三句话，“人企共进”。宁波出版社鼓励员工设定与企业战略方向一致的个人职业发展目标。宁波出版社在2023年制定了《人才培养三年规划（2023—2025）》，通过实施全员培训计划、举办季度业务沙龙、推行“师带徒”模式等，促进人才成长。员工要低头看稿，还要抬头看路，要不时走出案头，加强调查研究。特别要关注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变革，了解本人所在专业领域的动态，要换位思考，从读者、用户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工作。

从我个人的成长来说，近几年我出版了《拨灯集》《拨灯续集》《拨灯三集》，里面收录了我撰写的一些书评，主要是评论本社出版的图书。此外也收录了我撰写的一些论文。我一直坚持既拿“红笔”又拿“蓝笔”，把个人的学术志业和出版职业结合起来。我不敢说要有为出版献身的精神，但是我自认为还是没有丧失理想色彩。

问：您怎么看待出版行业的“工匠精神”？

袁志坚：当前在出版行业“工匠精神”存在被窄化的倾向——若仅聚焦于错别字、病句的修改，此类工作未来完全可被人工智能替代，编辑的角色不能局限于改错、核红，不能局限于细枝末节。我期望编辑团队有更开阔的视野，有更自觉的追求。“工匠精神”很重要，但是编辑要拒绝成为“工具人”。

我在媒体工作过多年，对王长田提出的“专业主义激情”这一概念印象很深，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谁“偷”走了记者的激情？》。对出版人而言，激情既是责任情怀的体现——缺乏情怀者难以胜任出版工作；亦是长期主义的实践——诸多事务唯有坚持，方能厚积薄发。出版行业必须高度依赖坚持，小至单个选题的打磨，大到专业方向的锚定，都需要内驱力。你投入了多少，就会收获多少，没有办法投机取巧。为什么有的编辑做的书经得住各类质量检查，而有的编辑面对检查时则紧张不安，甚至形成职业焦虑、职业倦怠？除专业能力外，专注度是关键因素——专注度高的编辑能够更精细地打磨作品，有效降低差错率。没有内驱力，是很难保持专注度的。

传统出版属于实践性极强的、成熟的手工业劳动。古代的版本、目录、校雠，现代的专业标准、学术规范、法律法规，这些来自实操技能的经验积累与理论总结，纸上得来终觉浅，还是需要传帮带，还是需要事上磨炼，还是需要以身入道、以心证道。

融合转型：宁波出版社的“两个延伸”

问：在出版融合转型方面，城市出版社普遍面临破局的压力。对此，您做过哪些探索？

袁志坚：出版融合转型确实是个难题。国内做得好的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靠专业化知识生产、知识服务立足的，比如人民卫生出版社，跟求医问药的场景深度结合；第二类是数据价值的应用开发，比如中国地图出版社；第三类是IP转化，比如中信出版社。但这三类模式，对城市出版社来说，都不太好借鉴。第一类需要独特资源，第二类需要垂直领域数据，第三类需要资本力量，需要全要素高效配置与市场化自由流动。

面对挑战，宁波出版社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只能说是起步吧。

一方面，我们为传统出版赋能增值，实现出版功能的横向延伸。今年，我们启动评议教辅的AI赋能计划，今后的目标是以智能体为核心开展产品研发工作。此举是被推着走的，数字教育、智慧教育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教辅仅以纸质出版物为载体，难以适应教学评一致性的需求。如果当前为评议教辅用户免费提供共性智能服务，可有效提升产品价值，从而稳固存量市场；如果后续发展态势良好，可以对个性化增值服务收取费用，形成增量市场。我们与宁波“甬上云校”合作，开发“甬教中心”技术应用平台，探索搭建“备课—教学—作业—分析—巩固与改进”全流程智慧教育系统。

另一方面，我们探索出版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向上下游产业寻找增量业务。例如全民阅读如何进行产业开发，版权运营如何连接培训、研学、文创、文旅等业态，这些都在小步走。

问：您提到AI已经融入出版流程，能具体说说是怎么做的吗？

袁志坚：2025年、2026年，宁波出版社持续加强AI培训，主要围绕三块：第一，AI作为辅助工具，尤其是编校辅助工具、文案辅助工具、设计辅助工具；第二，AI跟产品形态怎么结合，比如智能体是什么，怎么提炼产品的特性；第三，AI在出版管理上的应用，比如样书管理、财务分析等。我们采取内部沙龙形式，让员工分享AI技术在出版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涵盖内容策划、编辑校对、营销推广、古籍整理、新媒体运营及出版管理等各个方面。同事们尝试“石榴人”直播营销、利用AI辅助生成视频、海报、测试教辅智能体产品，都在积极探索。我们一个年轻编辑对比分析不同AI工具在古籍整理编校中的优缺点，并写成论文，有的技术公司联系她，探讨如何改进技术。作为一家中小型出版企业，我们没有能力和条件走在前列，但是我们不能一直落在后面。

直面困境：一位实践者的冷思考

问：您觉得当前出版行业面临哪些结构性的困境？

袁志坚：当前行业的确存在需要予以正视的若干结构性问题。

其一，线上发行领域缺乏明确的国家立法规范。对新书实体渠道销售的支持，对低价倾销和盗版的抵制，都需要细化到法律层面落实。

其二，行业对出版质量的认知存在偏差。当前对编校质量的舆情过度敏感，出版机构的精力更多投入文字校对、病句修改等基础工作，而非原创内容的开发与打磨。此外，一些学者面临论文发表数量、著作出版数量等KPI考核压力，难以沉潜创作精品。这种责任归属机制与考核导向，导致编辑人员逐渐沦为文字匠，内容把控能力和专业学术能力被弱化。

其三，新书出版数量下滑，行业原创能力不足。从年度图书销售榜单来看，Top100图书中新书占比过低，新作者也很难成为头部作者，同质化、跟风化的产品不少。这些现象反映了创新成本高企、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

问：您提出过建立“中国图书市场评价指标体系”，关于这个想法能展开说说吗？

袁志坚：评价中国图书市场，得有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比如新书品种、作者梯队结构、选题差异化程度、图书评论数量、图书价格和销售数据、用户数据、版权转化情况、版权输出情况，等等。把这个研究做出来，可以起到很多的引导、指导作用。我们有很多历史数据可以参考，还可以进行国际横向比较，我相信我们的出版智库和行业研究者能够做出这方面的成果。最终还是要靠市场力量来推动出版的高质量发展，出版业越是面临挑战，越是要坚持市场化方向。

结语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宁波出版社正沿着一条“守正创新”的路稳步前行：以“文献—文史—文学”为纵轴，夯实文化传承的根基；以“版权—数据—资产”为横轴，拓展出版创新的边界。

袁志坚从媒体人转型到出版人，十余年来深耕不辍，蹚出了一条“立足本土、专业深耕、版权筑基、数字赋能”的发展路径。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他用实践告诉我们：守住原点，才能走向远方；深耕本土，亦可对话天下。

（作者单位：陈思吟、靳羽泉 浙江传媒学院出版学院，袁志坚 宁波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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